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土地管理条例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1999年1月20日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2000年8月6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自治条例》和国家及自治区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旗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旗的土地依法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
为公共利益的需要，自治旗人民政府可以依法征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
自治旗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国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除外。
第三条 自治旗依法贯彻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并采取措施全面规划、严格管理、合理开发、保护土地资源，制止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
第四条 自治旗依法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自治旗人民政府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土地用途，将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严格控制农用地转为非农业建设用地，对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
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
第五条 自治旗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自治旗行政区域内土地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
自治旗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在各乡镇设置的土地管理站，是自治旗土地行政管理部门的派出机构，负责本乡（镇）的土地管理工作。
第六条 自治旗行政区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遵守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义务，并有权对违反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的行为提出检举和控告。

第二章 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
第七条 自治旗行政区域内下列土地属于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
（一）城镇及郊区的土地（依法划定或确定为农民集体所有的除外）。
（二）农村和城市郊区中依法征用收归国有的土地。
（三）自治旗人民政府未确定给农民集体所有的林地、草地、荒地、滩涂及其它土地。
（四）自治旗人民政府因自然灾害组织集体移民，迁移后不再使用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
（五）1982年自治旗人民政府落实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单位或者个人新开发的耕地。
（六）自治旗所属单位兴办的农牧场用地，已收回的外驻单位的耕地，包括已承包给单位和个人经营的耕地。
（七）自治旗行政区域内国有农场、部队农场及其他外驻单位使用的土地。
第八条 自治旗行政区域内下列土地属农民集体所有：
（一）落实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农民第一轮承包的耕地，即原属生产队的集体耕地。
（二）农民的宅基地。
（三）在农村和城市郊区依法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
第九条 自治旗行政区域内的国有土地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确定给单位或者个人使用。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有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
第十条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由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由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
第十一条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自治旗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确认林地、草原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确认水面、滩涂的养殖使用权，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和自治区有关法规的规定办理
。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由自治旗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建设用地使用权。
单位和个人依法使用的国有土地，由自治旗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使用权。
第十二条 依法改变土地权属和用途的，必须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
办理土地登记和变更登记的单位和个人须缴纳土地登记费。
第十三条 依法登记的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十四条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三十年。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当订立承包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承包经营土地的农民有保护和按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农民的
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
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内，对个别承包经营者之间承包的土地进行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自治旗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五条 自治旗行政区域内，国有土地除驻自治旗国有农场、部队农场以及其他驻自治旗经济组织依法经营外，可以由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当订立使用权承包合同，约定土地承包期限、土地用途以及承发包双方的权利和
义务，由自治旗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并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使用权。
第十六条 依照本条例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自治旗对使用国有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征收每年每亩5元的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费，营造生态公益林除外。对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公民个人征收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费的标准给予照顾。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费专项用于自治旗农业生态环境
建设。
第十七条 自治旗行政区域内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调不成的，由乡（镇）或者自治旗人民政府处理。
单位之间的争议，由自治旗或者上级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自治旗人民政府处理。
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处理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章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第十八条 自治旗人民政府依据上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组织编制自治旗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各乡（镇）人民政府依据自治旗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结合本乡（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现状编制本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报自治区有关法规规定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九条 自治旗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划分土地利用区，明确土地用途。
各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划分土地利用区，根据土地使用条件，确定每一块土地的用途，并予以公告。
第二十条 自治旗和各乡（镇）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修改，须经原批准机关批准，未经批准，不得改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土地用途。
第二十一条 自治旗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进行土地调查、土地统计和土地等级评定。土地所有者或者使用者应当给予配合，并提供有关资料。

第四章 耕地保护
第二十二条 自治旗依法保护耕地，并根据自治旗实际，科学合理地控制耕地总量。
第二十三条 自治旗依法实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
禁止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耕地。
第二十四条 自治旗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采取积极措施，对15度以上坡耕地和水土流失严重不能治理的耕地，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有计划地退耕还林还草，恢复生态，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毁林毁草开垦土地。
第二十五条 因挖损、塌陷、压占等造成土地破坏，用地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负责复垦；没有条件复垦或者复垦不符合要求的，应当向自治旗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缴纳土地复垦费，专项用于土地整治。

第五章 建设用地
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国有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对不符合自治旗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单独选址建设的，涉及农用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的，涉及征用基本农田和征用其他土地达到一定规模的，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自治区的
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对建设用地及新开垦的耕地依照自治区有关法规的规定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办理土地登记，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
第二十七条 自治旗人民政府对已获批准的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征用范围内的国有土地，采用出让、租赁、作价或入股年租制等有偿使用方式，由自治旗土地主管部门与使用土地的单位或个人签定有偿使用合同，依据基准地价，标定地价，征收出让金或年租金。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第二十八条 国家建设占用自治旗土地资源应当照顾自治旗的利益，作出有利于自治旗经济建设的安排。征用土地的，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补偿。
第二十九条 自治旗行政区域内建设项目施工、地质勘查作业临时使用国有土地或者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由自治旗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其中，在城市规划区内的临时用地，报批前，应当先经有关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同意。土地使用者应当根据土地权属，与有关土地主管
部门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签订临时用地合同，支付临时用地补偿费。
抢险救灾急需使用土地的，可以先行使用土地，但事后必须按照规定补办临时用地或者征用、划拨土地手续。
第三十条 自治旗各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向旗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按自治区规定的审批权限，由自治旗人民政府或上级人民政府批准。涉及占用农用地的，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
第三十一条 自治旗行政区域内，农村村民、国有农场、部队农场（以下简称农场）职工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住宅建设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尽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或者空闲地。在乡（镇）政府所在地、农场场（团）部所在地每户宅基地面积最高不得超过30
0平方米；各村村民和农场场（团）部以外居住的职工每户不得超过600平方米；少数民族聚居村民族户每户不得超过800平方米。
农村村民建住宅用地，由村民提出用地申请，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同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报自治旗人民政府批准。涉及占用农用地的，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
农场或者农场职工建住宅使用土地，由建住宅者向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报自治旗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涉及占用农用地的，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
农村村民、农场、农场职工新建住宅，应当一次性缴纳宅基地土地管理费。宅基地土地管理费具体标准由自治旗人民政府依照自治区的有关规定确定。
第三十二条 尼尔基镇地区居民发生房屋交易的，须在达成契约的三十日之内，到自治旗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手续。
各乡（镇）居民、国有农场职工发生房屋交易的，须在达成契约的三十日之内，到所辖乡（镇）土地管理站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手续。

第六章 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自治旗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单位和个人遵守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查处土地违法案件。
第三十四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二条第二款的，由自治旗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以双方当事人买卖土地价金和非法所得物的50％以下、10％以上的罚金。同时，根据下列情况作相应处理：
（一）在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的土地上新建了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并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责令违法者限期拆除，恢复土地原状。
（二）在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的土地上新建了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没收违法者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
（三）对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单位，建议有关部门给予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行政处分。
（四）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对未经批准擅自占用土地或者采取各种欺骗手段，骗取批准而非法占用土地的，由自治旗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违法者向原土地所有者或者使用者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并承担由此造成损失的法律责任；对非法占用土地的当事人或者单位直接责任人视情节轻重，
给予罚款或者向有关部门建议给予行政处分；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根据下列情况，作相应处理：
（一）在非法占用的农用地上新建了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是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责令违法者限期拆除。
（二）在非法占用农用地上新建了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对违法者的建筑物和其它设施予以没收。
（三）对非法占用未利用地的，责令其退还土地恢复植被，并处以每平方米30元以下罚款。
超过批准数量多占土地的，多占的土地和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的，均以非法占用土地论处。
第三十六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和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由自治旗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违法者限期改正和治理，并处以每平方米土地三十元以下、五元以上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对在农村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由自治旗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违法者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并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的新建房屋。对使用宅基地超面积的，由自治旗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违法者向村级组织或土地权属单位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
；暂时退还不了的，按临时用地对待，收费标准由自治旗人民政府确定。
第三十八条 自治旗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当事人拒不交出土地的，临时使用土地期满，当事人拒不交还土地的，除责令交还土地外，按超期时间计算，处以每月每平方米15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自治旗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弄虚作假、索贿受贿尚未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城镇居民房屋交易后，买方不按期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手续的，处以宅基地每一百平方米每日五元的罚款。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000年8月6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批准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的《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土地管理条例》，由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2000年8月6日
公安工作的几点思考

深圳市公安局南园派出所刑警队副队长 李笑杰


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转变， 这是我们常说的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社会利益分配发生了重大变化，个人之间利益差别越拉越大，产生了利益分配的矛盾和冲突，人们的社会价值导向呈现了多元并存的情况。一部分人往往注重自我和实现自我价值，缺乏良知和起码的社会责任感，如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玩乐主义等等，当其超常的物质欲望和精神欲望通过正常途径得不到满足时，便采取越轨的手段以求解决。因此，在人、财、物大量集中的城市，犯罪问题日益突出，社会治安形势也日益严峻。

一个城市在相同的历史时期，其犯罪率的高低，基本反映了社会的治安状况。改革开放之前，人们常常谈及低犯罪率的问题，其实并不是社会治安好的标志，而是生产力低下的表现。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犯罪率逐年上升，如果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问题，这应该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这在世界近代文明史上也不乏先例。不论是在十九世纪法、德、俄等国的工业革命初期，或者二十世纪发展中国家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进程中，虽然各国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的特点有所不同，但却无一例外地出现了犯罪率激增的现象。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避免现代化进程的副结果，那就是“惊人的犯罪率增长的痛苦折磨”。美国社会学家谢利·路易丝在《犯罪与现代化》一书中说：“由于社会日益城市化，曾经一度是城市居民生活的局部问题变成影响现代化生存的性质和阻碍许多国家未来发展进程的问题，犯罪已成为现代化方面最明显和最重要的代价之一。”因此，我国在改革开放状态下犯罪率相对上升也并非不正常，关键要看我们如何去遏制它。

在这一时期，公安机关如何去做好社会治安的控防工作？如何有效地打击犯罪？如何加强对队伍的建设？笔者从事警务工作十余年，对此进行了长期的思索，现就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重新评估公安机关的服务职能

公安机关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武装性质的国家治安行政力量和刑事司法力量。《人民警察法》规定，公安机关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在此，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公安机关作为“公权”的行使机关，不仅肩负着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任务，还肩负着保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等“私权”的任务。“公权”的行为集中表现在“保卫”、“维护”、“惩治”等具有国家权力特征的字眼上。

无可否认，“公权”的依 法行使，能更好的为“私权”服务。但要明确的是，并非任何“私权”都会得到“公权”的保护。“公权”的服务，应当是“维护、保护、预防、制止和惩治”等带有国家权力性质的行为。要得到“公权”的保护，“私权”必须是合法的，并且在法律、法规规定范畴之内，同时属于国家某种机关管辖的范围。事实上，公安机关的服务功能，正在偏离公安机关的工作任务，全社会的服务功能有向公安机关集中的趋势。有些地方的公安机关领导不切实际的打出了“有困难找警察”的口号，并对此大力渲染，无形中群众认为警察成了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邻里吵架、夫妻吵架，群众不找居委会，找警察；欠债纠纷不找法院，又是找警察。公安民警处理起来左右为难，疲于奔命，事实上警察对有些事情也根本无法处理。这种耗时、费力的工作，牵制了公安机关投入对社会治安控防的大量警力。浙江大学一位从事行政法学研究的教授认为，“模糊不清的承诺，其实是对滥用公共资源行为的一种纵容。警察是公共服务机构，他为个人提供服务时，应该是求助确实力所不及并且为‘急、难、险’的情况。”

我们并非否认公安机关的服务职能，为考虑达到公众的满意而进行的单纯服务等层面的优化警察勤务规划有必要，但在治安形势日益严峻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公安机关的服务职能进行审慎的再认识。笔者认为，现阶段公安机关的服务应当主要围绕维护社会稳定的主流任务而不是对个体公民某些“私权”的满足和服务，服务应当是对公民的“共同私权”的服务，服务应当是公安机关职权、义务范围之内的“便民、利民、为民”措施。公安机关从有些不必要的“服务”中解脱出大量警力对社会面进行控防，集中精力打击违法犯罪活动，改善治安环境，增加公众的安全感，这其实是对人民群众最大的服务，更能体现人民警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美、英等西方国家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针对社会犯罪激增的情况，从来都是以强化打击犯罪来服务社会公众，未见有号召警察来全方位满足公民个体“私权”的服务。我国在此社会转型、治安形势严峻时期，由警察来对社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是不现实的。

二、对公安机关现有体制模式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现有的公安体制架构基本在沿用六七十年代的办公模式，虽然有些地方的公安机关进行过改革创新，但尝试得不够彻底，其实也是“换汤”式的改革，未能从根本上提高警队的战斗力，甚至改革之后战斗力有所削弱。旧模式在新形势下日益显露其弊端，主要表现在：配置警力不合理，机构分散，业务重叠，多头领导，公安资源浪费严重。这绝非危言耸听，只要我们审慎的对现有机构进行分析，不难发现上述弊端。如巡警的配置，现状是市局一级机构设支队，分局再设大队，大队下面设置中队，具体巡务由中队负责。支队、大队两级各有办公机关及机关警务人员，而且人数众多。在关系上，支队对大队进行业务指导，分局则对大队直接领导。正是由于“指导”、“直接领导”的原因，造成了两级机关的生存空间，从而使得在这个空间中漂浮着大量的富余警力。我们试想，如果剔除了“指导”、“直接领导”，两级机关可以抽出多少警力？机关每年所使用的经费又可以节省多少？这个不难计算。长期以来，在公安部门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改革从未更断，措施不断更新，但效果却不理想，刑事案件仍然居高不下。这是什么原因呢？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公安机关只关注公安资源的投入和使用，而对结果和投入缺乏相应的成本观念。则投入时“不计成本”，而对于投入以后产生的效益不能进行可行的测定和评价，因此就出现了警察部门内部存在大量的无效警力和负效警力。上述巡警的问题亦是基于这个原因。

警力隶属多头，难以集中使用，这是公安资源浪费的另一个重要现象。如在路上巡逻的警察，除了交警，还有巡警，甚至再有派出所的民警，三种警察分属不同部门，多头领导，警务安排各自为主，任务重复，难道这还不是浪费？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要形成拳头，必须五指收拢。这是“拳头理论”，也是常识。拳头的力量比手指的力量大，使用警力亦是同一道理。用“拳头理论”及“成本理论”来指导公安体制改革，将大部分的机关警力直接设置在最基层，充实第一线的警力，我们还会抱怨“警力不足”吗？

“警力不足”是相对的概念。何谓“足”，何谓“不足”，没有统一的标准。从基层派出所的角度来看，搞基础警务工作，每天不断的忙，没完没了，加班加点，警力确是“不足”。但在有些机关部门，上班一杯茶，一份报纸，消闲自在等下班，这不止是警力“充足”，甚至是富余。所以，公安部门长期出现了劳动量两极分化的现象。我们用家庭理论来考察，一家五口人，如果大哥忙，兄弟还可以过来帮忙，大家分担，很快就把事情办完。但是，现在的公安机关部门之间只能是邻里关系，邻居帮忙与否不是义务，而是出于自愿。如果基层派出所作为一个家庭，其他机关部门即是邻居，警力长期得不到集中使用，问题的症结就出于此。我国现在流行的与发达国家警力万人比的数字攀比观念，这已经不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信息时代来临，世界各国正沿着“全球一体化”的轨道发展，我国亦不例外，因此，现代的警务工作出现了全新的理念。公民认为：政府的服务对象是社会公众，而供养政府及政府工作人员的所有经费又是取之于民的税收，作为有纳税义务的公民理性的思考是，既要从政府处获得高质量、全方位的服务，又不愿增加赋税。所以，公众的一致愿望是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公共运作模式。基于公众的统一愿望，各国政府正在调整公共财政支出体系，精简机构及人员，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警察部门作为政府最大的部门之一，各国政府亦在有效地控制投入，以防止其不断膨胀。作为警察机构，一定要摒弃传统的扩充人员、加大投入的旧思维，而要从内部挖掘增加警力的潜力。我们公安机关一直以来亦进行精简机关人员之类的改革，充实了基层部分警力，但未抓住问题的本质，未起到解决基层警力不足的根本作用。现代的警务规划必须以效率、效益最大化为原则，警务安排中不能出现任何无效率和浪费现象，因此，公安机关必须痛下决心，对机关架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砍掉没必要存在于市局、分局的二级机构，将人员、业务直接放在基层。粗略计算，以深圳为例，单是“巡所”一体化，就可以为基层派出增加近百分之一百的警力。这样规模的第一线基层警力，没有理由搞不好社会治安工作。

在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西方国家的警察部门管理出现了全新的理念，称为“第五次警务革命”，这对我国公安机关的微观管理有极好的借鉴作用。他们主张通过市场机制来完善警察内务管理，其基本观点包括：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在管理上无本质的差别；私营部门管理具有优越性；借用私营部门管理模式来重塑警察形象。因此，成本预算成为警察局长必须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即安排一个警力必须能发挥最大的效益。这要求警察局长不仅是警察工作的行家里手，而且还应是会精打细算的老板。事实上，这个理论在一些发达国家的警务规划中已经得到运用，如：警务安排执行严格的分班制度；警力安排根据警察工作量作弹性变化；为节省警察投入，在安排内勤工作人员时招募一批有技术、待遇低的文职人员等措施。在指导警务外部工作时，他们用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警察机构长期存在的困境，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独到办法。它认为“没有任何逻辑理由证明公共服务必须由政府官僚机构来提供”。既然警察机构内部问题重重且历次改革收效甚微，那么最好的出路是打破警察的垄断地位，建立公私组织之间的竞争，从而使公民得到自由选择的机会。

上述的警务理念，与警察的实际工作相联系，也许对传统的警察业务必须由国家警察包办的认识提出了挑战。但是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把除属于国家警察权范畴的强制措施和执法活动外的警察管理、保护、救护、服务等职能交由社会其他组织来履行，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社会公众很满意。如果我们公安机关借鉴其合理的成分，对内勤人员亦使用社会招募的技术人员，并将警察的部分服务业务交由社会其他组织来履行，我们可以节约近三分之一的公安资源。

三、“最好的社会政策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这是德国犯罪学家李斯特说的话，在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一直被政府、犯罪控防专家奉为至理名言，亦是他们在进行犯罪预防工作时奉行的准则。他们认为，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控制犯罪是社会的责任，警察只是刑事司法系统的一部分，而刑事司法系统又是政府的一部分，所以仅仅依靠警察来控制犯罪是不可能的，而必须由政府乃至全社会共同参与。/犯罪问题没有国界之分，有共通的特点，笔者认为李斯特的这句话也应该成为我国对社会治安管理、犯罪预防的至理名言。

社会政策是一个宏观的概念，涉及政府对社会进行宏观调控，对自身行为、企业行为、公民行为进行规范，从源头对社会控制、治理、防范等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它包括法律、法规、政府的所有成文文件等等，范围广大。众所周知，完善的社会政策，可以创造优良的社会环境，当然包括优良的社会治安环境。长期以来，我们政府在致力完善社会主义的法制体系，法治观念深入民心，这些都是社会政策日趋完善的标志。但是，在很多领域内，还存在法律的空白地带。地方政府在进行行政管理时，缺乏深入调研工作，并未制定或未完善地制定相关的社会政策，或者在制定有关政策时未综合考虑解决治安隐患问题，在源头上对社会治安的不稳定因素得不到有效遏制。政府要求公安机关对违法犯罪分子保持高压态势，严打一浪接一浪，专项治理运动一个接一个，往往是运动期间治安形势好转，运动一过即沉渣泛起。如抢盗机动车辆案件，公安机关不断的打击，案仍有增无减的发，这是什么原因？说明了我们的工作未抓住本质，即治标未治本。政府应对此进行深入调研。重视打击之外，重要的还是防，要“打防并举”。当然公安机关的控防工作很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对源头的防。卫星定位系统对机动车的防盗抢效果很好，为什么政府对机动车销售时不将之进行捆绑销售的立法？同样道理，房地产市场也应与室内红外线防盗系统进行捆绑销售。完善的控防措施必然可以遏制大量的治安、刑事案件的发生。在英国，针对社会出现大量盗抢手机的案件，政府对手机进行了登记、凭登记牌转机、上网的立法，如果公民使用非经登记的手机，便可认定为刑事罪行，遏制了销赃市场，此类案件一下子大幅降低。这就是社会政策所起的积极作用。

关于西方国家重视犯罪预防的情况，在此不妨作一赘述，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作用：

(1) 美国：60年代末，美国联邦政府建立了法律实施局。它的作用是把联邦的税收转给各州和地方政府进一步进行犯罪控制，以想尽对策来减少犯罪。1980年，美国又成立了“国家犯罪预防委员会”，它关心年轻人，重视宣传工作，强调犯罪预防会使美国人生活过得更美好。

(2) 瑞典：1974年，瑞典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犯罪预防委员会”。起初，该委员会的活动主要是研究与审判系统有关的问题，后来研究的重点逐步集中在犯罪预防和对这些估计上，并把犯罪预防作为首要任务。它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改进各个组织的犯罪预防方法，依靠社会力量同犯罪作斗争。它重视观察、分析及预测犯罪的发展，研究犯罪的起因、阻止犯罪的方法和估价，强调犯罪预防一定要形成组织，要重视调查研究，并且对实施的方法要进行评估。

(3) 荷兰：1986年，荷兰政府开始实施一项犯罪预防计划，它包括50多项系统工程。如为失业者提供看管自行车的工作，在商店协助警察打击扒手，举行女子自卫讲座等等工程。该国50多个市政府都成立有犯罪预防的协调单位，通过警察及不同的城市管理部门间的合作来寻找同犯罪作斗争的方法。

(4) 法国：1983年，法国建立了“国家犯罪预防委员会”，地方700个城镇和地区亦建立了犯罪预防委员会来预防犯罪。这些委员会的成员有选举出来的官员，地方基建、教育、劳动、司法长官、警察和一些私人组织的代表，他们探讨犯罪的原因，达成一致协议后采取合适的预防措施，同时实施许多预防犯罪的工程来控制犯罪。

(5) 加拿大：在该国，有关社会、卫生、住房和经济发展计划也被列入“社会安全网”的一部分，通过这些政策来预防某种具体的犯罪。如在80年代，卫生福利部接管了全国禁毒战略计划、全国反对酒后开车计划和全国预防家庭暴力计划的预防犯罪领导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为建立一个更加安全的社会，加拿大政府还建立了预防犯罪的网络体系，通过了城市安全和预防犯罪的政策。这个政策包括由司法部、检察署、卫生福利部、国务部、劳工移民部和加拿大抵押住房公司建立的一项新的计划。这项计划起到了预防犯罪行动情报交换所的作用。

从上面有关国家的情况看来，政府在犯罪预防方面起了主要作用。因此，我们政府应积极借鉴其合理成分，加强与公安机关的联动机制，加强对社会治安、犯罪问题的调研工作，准确、及时地将动态信息反馈给政府决策层。政府要据此对社会治安进行通盘考虑，对可以预防的犯罪，政府要从宏观政策上设置防范障碍，增加社会投入，加大犯罪成本，进行综合治理，毕竟治理社会治安工作并不是公安一家的事。在西方国家，理性的公民均一致认为管理社会治安是全社会的事。我们政府在制定有关法律、法规时，再不能固守传统的“报复”性立法观念（如触犯了某条文，以犯罪论，处多少年徒刑。此即报复性立法），而要以犯罪预防的理念，在法律、法规中增加预防犯罪的条文，对社会治安控防加大立法力度。尽管立法时有可能触犯了部分人的利益，但如果对社会整体、对社会治安大环境有利，必然为广大群众所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