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商投资股份公司有关问题的通知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关于外商投资股份公司有关问题的通知
(2001.07.12)
外经贸资字〔2O01〕3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外经贸为委（厅）：
为了规范外商投资股份公司上市。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设立外商投资股份公司或现有的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申请转为外商投资股份公司、须符合《关于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的要求并按规定程序报外经贸部审批。
二、现有外商投资股份公司申请上市发行A股或B股，应获得外经贸部书面同意并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请上市与上市后的外商投资股份公司应符合外商投资产业政策。
（二）申请上市的外商投资股份公司应为按规定和程序设立或改制的企业。
（三）上市后的外商投资股份公司的非上市外资股比例应不低于总股本的25%。
〔四）符合上市公司有关法规要求的其它条件。
三、上市前属于中外合资企业的B股公司，申请其非上市外资股上市流通，应按《关于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公司非上市外资股上市流通问题的通知》的要求，在获得外经贸部书面同意意见后，向中国证监会报送非上市外资股上市流通的申请方案。申请非上市外资股上市流通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转发B股后，外商投资股份公司的非上市外资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不得低于25％；
（二）拟上市流通的非上市外资股存续超过一年；
（三）非上市外资股转为流通股后，其承接人能够履行公司章程规定的原非上市外资股持有人的义务、责任；
（四）符合上市公司有关法规要求的其它条件。
外商投资性公司持有的非上市外资股暂不得转为流通股。
以上。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办公厅
二00一年五月十七日
新华通讯社与沙特通讯社新闻交换和合作协议
新华社 沙特阿拉伯
新华通讯社与沙特通讯社新闻交换和合作协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国友好关系的基础上，本着促进这种友好关系并拓展两国在新闻领域合作范围的原则，新华通讯社（以下简称）和沙特通讯社（以下简称沙通社）达成以下协议：
第一条
两个通讯社将免费交换各自的阿拉伯文和英文新闻。双方交换的新闻仅供对方使用，不得转售或提供给第三者。
双方保证在使用对方的新闻时注明消息来源，保持新闻基本内容，不歪曲愿意。
第二条
第一条中所述新闻的交换将通过卫星线路或有线及无线电信方式（电报）或任何其他可以把新闻传送给另一方的适当方式实现。
双方同意承担将本通讯社的新闻传送给另一方所需的费用。
第三条
双方同意在报道对方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时优先使用对方通讯社的新闻，而非其他通讯社和新闻媒体播发的新闻。
第四条
在两国间进行正式访问或发生重要事件时，两个通讯社将免费交换新闻照片。
第五条
双方承若向对方新闻代表团提供一切可能主必需的便利和帮助，使他们能够以可能的最佳方式完成任务。
第六条
双方同意根据经双方认可的计划在新闻和技术领域交换专家并设置免费培训课程。
第七条
两个通讯社的有关人员将进行互访或通过交换文电的方式寻求加强合作的适当方式，并为履行本协议第六条中所述内容以及落实合作的其他方面制定具体计划。
第八条
双方同意满足对方有关提供特别报道、新闻分析、图片新闻报道或新闻照片的要求。
提出要求的一方将根据双方事先商定的协议和对等原则支付费用。
第九条
双方同意为对方通讯社在本国工作的记者提供所需帮助和便利，使其能够顺利工作。
第十条
本协议有效期二年，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如任何一方在本协议期满前至少三个月内不向另一方提出终止或修改本协议的报告，本协议有效期将自动延长二年。
第十一条
在执行本协议的过程中出现的任何争议将由双方友好解决。
第十二条
本协议用中文、阿拉伯文和英文书就，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本协议于1999年10月31日（回历1420年7月22日）在利雅得签署。
新华通讯社代表 沙特通讯社代表
唐家璇 福阿德·法尔西
应该怎样运用公物法理论联系实际问题？
刘建昆
前几天在袁裕来律师博客上看到一句话“我们的学者主要的工作仅仅是在介绍国外的理论，甚至对国外的理论也缺乏深入的理解。”确实，国内学者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是很弱的，长篇大论的理论往往与社会现实衔接不上，乃至上双方都有“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的感觉。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经常将公物法理论被运用于解释和解决图书馆，道路，渔港等公物实践中的问题。反观大陆地区，黄德林等著《自然遗产保护法研究》第十章，是目前我所见的，国内学者运用公物法理论来与论证具体问题的唯一著作。其中《公物法若干问题分析》的几个部分，对于国内外的公物法的理论，阐述的还算有条理，具有一些资料价值；尤其有意思的是，文中谈到“对公物的使用会妨碍公物原来设置的目的，或使用超出公物通常的使用程度，则需征得行政主权的许可。如在公共道路两旁摆摊做生意，必须经过相关行政机关的特别许可。”虽然具体的问题尚值得探讨，但是能把摊贩问题与公物利用联系起来，也算难能可贵了。
但是这些公物法的理论一与实践结合，作者就显得无话可说了。既然谈到自然遗产可以作为公物，书中的主题又是“保护”；那么公物管理权中的公物维护制度和职能应该有进一步深入的探讨；自然遗产的利用强度和制度等问题也有必要稍微深入一点。更为重要的是“公物警察权”当然是文章中不可逾越的一个问题。以国家警察性行政权力自然遗产加以保护，就意味者国家要动用一定的行政力量，对破坏自然遗产的各类行为进行打击。作者自然是认为我国的现有公物警察保护是不力的，然而对现有的有关法规疏于梳理；同时也没有提出什么高明的见解，甚至对于外国的国家机关的保护职权，也没有更详尽的介绍，这不能不说是十分遗憾的事情。
公物警察权是一种实体权力。就自然遗产而言，其种类也比较繁多，结构也很复杂，与其他公物一样往往呈现出聚合性公物的特点，因而一种破坏行为，往往会造成多个、多种公物的破坏；但在公物警察权分散立法、分别执法的情况下，时候破坏行为危害了那种公物或者公物的那一部分，不易识别，甚至于无法提供保护。因而对于相对集中的公物，有一个统筹的公物警察权立法和单一的公物警察权保护机构是有必要的。
就公物警察法规的条文而言，行政处罚的构成要件理论与刑事处罚的构成要件并无本质的区别，行政处罚条款大致也可以分成行为罚，结果罚，危险罚等种类。在公物种类单一，破坏行为明显的场合，公物警察权可以规定为行为罚；一些不太重要的公物，可以要求出现危害后果；对一些重要公物，则应当规定行为足以造成公物的危险后果既予以处罚。类似这样的问题，其实都可以深入的探讨。
可惜，这本书的作者越过了这些重要的内容，直接跳跃到得自然遗产公物的刑法保护去了，尤其让我不得不“佩服”的是，作者居然分析的是“挪用特定款物罪”是否能为自然遗产提供刑法保护，这个，这个，啊？
二○○九年九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