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教委、国家经贸委、劳动部


国家教委、国家经贸委、劳动部关于印发《关于实施〈职业教育法〉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国家教委、国家经贸委、劳动部



为了推动《职业教育法》的贯彻执行，进一步落实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指导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现将国家教委、国家经贸委、劳动部《关于实施〈职业教育法〉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的若干意见》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关于实施《职业教育法》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的若干意见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贯彻落实《职业教育法》，加快职业教育的发展与改革，特提出以下意见：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落实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
（一）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取得了显著成绩。到1996年，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已达415万和1010万人，分别占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57．4％和56．8％，中等教育结构单一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初等和高等职业
教育有了一定发展；职业培训规模日益扩大，年培训量达数千万人次；积极探索符合国情的职教发展路子，职业教育的各项改革逐步深化；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建设了675所国家级重点学校和1964所省部级重点学校。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在职业教育的进程中还存在不少突出的困难和问题。一些地方和部门对职业教育的认识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社会各方面兴办职业教育的职责义务需要进一步明确和落实；职业教育的办学与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层次结构等还不能适应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和经济社会发展、劳动就业的需要；职业教育的整体基础还相对薄弱，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产业之间还有较大差距；职业教育的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等。对此，必须加以重视，逐步解决，保证职业教育的巩固和持续发展。
（二）发展职业教育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不仅关系着经济发展的速度、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水平，关系着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关系着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职业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调整教育结构、广开成才之路，对
促进义务教育的普及、提高教育整体效益，对全面落实教育方针、增进教育与经济的结合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当前，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和教育的两个重要转变、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新形势，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更迫切的需求。未来五年和十五年，职业教育
改革、发展和提高的任务相当艰巨。全社会都要从国家发展的战略和全局出发，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关心和支持职业教育；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职业教育工作的领导，落实职业教育的重要战略地位，把调整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教育摆到突出位置，抓住机遇，开创我国职业
教育工作的新局面。
二、努力实现跨世纪发展职业教育的奋斗目标
（一）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和《职业教育法》、《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要求，本世纪末到下世纪初，我国职业教育工作的主要奋斗目标和工作任务是：
1、进一步调整结构，推进以初中后为重点的不同阶段的教育分流，建立、健全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并与其他教育相互沟通、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到2000年，使各类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占高中阶段学生数的比例全国平均达到60％左右，普及高中阶段
教育的城市可达到70％；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通过多种形式，因地制宜地发展初等职业教育；普通中学普遍增加职业教育内容；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劳动预备制度，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转业、转岗培训，使大多数新增劳动力上岗前和失业、转业、转岗人员再就业前都
得到必需的职业训练。到2010年，使中等、高等职业教育和各级各类职业培训的规模和水平进一步提高，职业教育的结构更加合理，体系进一步健全。
2、进一步深化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进步需要的职业教育制度和有效的运行机制。要依法落实政府、行业、企业及社会各方面兴办职业教育的职责和义务，落实各部门对职业教育的管理职责分工，建立起稳定的、多渠
道筹集职业教育经费的保障体系以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学生缴费制度，建立和完善学历证书、培训证书以及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3、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内部建设，改善职业教育的整体基础和管理水平，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到2000年，中心城市的各个大的行业及每个县都要建设一至两所骨干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并使之相互沟通，努力巩固并提高已建国家和省部级重点职业学校的办学水平；中
专学校的教师要基本达到任职资格标准，职业中学、技工学校教师的达标率也要有明显提高。到2010年，进一步发展职教特色明显、能起骨干示范作用的国家级和省部级重点职业学校的数量，并进一步提高质量；各类职业学校教师都要基本达到任职资格标准，使我国职业教育的水平登
上一个新的台阶。
（二）为了实现我国跨世纪发展职业教育的奋斗目标，职业教育工作必须遵循大力发展、深化改革、优化结构、提高水平、分类指导、依法治教的指导方针。要认真贯彻党和国家有关教育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贯彻实施《职业教育法》，正确处理好发展、改革与提高的关系。要进一步
强化政府统筹职能，积极鼓励社会各方面兴办职业教育；要坚持按需施教，采取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要搞好产教结合，大力扶持和发展校办产业；要实行分区规划，特别重视农业和艰苦行业以及中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要深化教学改革，努力探索职业教育办学规律，办出职业教育特
色。
三、建立、健全职业教育体系
（一）各地要根据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和教育普及的程度，因地制宜地实行以初中后分流为重点的小学后、初中后、高中后教育分流。在部分农村地区，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应通过发展“三加一”（在初中三年基础上再加一段职业教育）、初二分流、四年制初中（其中安排一年左右
的时间进行职业教育）以及其它多种形式，加强初中阶段的职业教育。在城市和有条件的农村，也可适量举办初中阶段的职业学校；大部分地区以初中后分流为主，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还应积极地逐步推进高中后分流，发展多种形式的高中后职业教育。
（二）职业培训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劳动就业的重要手段，对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工作能力发挥着直接有效的作用，要高度重视。要加强职业培训机构的建设，各级各类职业学校也应根据需要，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要把职业培训与充分开发利用我国丰富的
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紧密结合，建立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适应的灵活办学机制，扩大培训规模，提高培训质量。在培训层次上，应根据培养目标和用人单位的要求，灵活确定培训专业和期限，使初、中、高级职业培训协调合理地发展；在培训内容上，要适应经济建设和生产经营的需要，
突出操作技能培训，搞好生产实习基地建设；要结合实施劳动预备制度、“再就业工程”和“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有序化工程”，大力开展对未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失业人员和企业富余人员的转业、转岗培训和直接为农村经济服务的职业培训；要结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指导企业建
立和完善职工培训制度；要加强调查研究，改革学徒培训制度，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学徒培训模式。逐步形成根据经济发展和就业需要，覆盖城乡的职业培训网络。
（三）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要根据需要，积极地有步骤地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高等职业教育，要坚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面向基层、办出特色、积极试点、逐步规范的原则。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教育资源，主要通过对现有高等专科学校、职业大学、独立设置的成
人高校改革办学模式、调整专业方向和培养目标以及改组、改制来发展高等职业学校教育。在尚不能满足对高职人才的需求时，根据地方和行业的需求和学校的办学条件，经国家教委审批，可以利用重点中专学校举办高职班或转制来补充。今后，国家每年新增的高校招生计划指标应主要用
于发展高等职业学校教育。各类教育机构举办高等职业学校教育按国家教委有关规定审核批准。地方和部门要加强统筹规划，采取积极措施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
（四）要逐步规范和理顺职业学校教育的学制。初等职业学校教育招收小学毕业生，学习期限为三至四年；中等职业学校教育主要招收完成初中阶段教育的毕业生，学习期限一般为三年，有些可为两年和四年；高等职业学校教育招收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毕业生及有同等学力的人员
，专科层次的学习期限为二至三年，少数经批准的学校，招初中毕业生，学习期限为五年。今后，除一些特殊专业（工种）外，要逐步实现中等职业学校不再招收高中毕业生。
要加强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的相互沟通与衔接。各地要采取措施，统一政策，加强中等职业学校与成人中等学校的沟通与结合；各地在发展普通高中时，要与发展职业学校统筹规划。要研究和采取一些具体办法，使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有继续深造的机会。对这类学生的考试，要研究改
革招生考试办法，突出对职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考核。
四、推动农业、艰苦行业和中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
（一）在职业教育发展中必须把办好农业职业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农村职业学校应坚持面向农村、面向农业、面向农民为主的办学指导思想，努力为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服务，为农民脱贫致富服务，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服务。要围绕当地农业资源开发设置专业，教学内容要注重
科学技术的实际应用，适当拓宽学生的专业知识面。农业职业教育的办学形式和学制应更加灵活多样，入学条件可适当放宽，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凭初中毕业证书免试入学。各地应采取保护性政策，促进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增加对农业职业教育的投入；各级政府用于
农村科技开发、技术推广的经费，应适当安排用于农村职业培训。对志愿学农的学生可减免学费、给予专业奖学金；在农村要逐步推行“绿色证书”制度；对回乡务农的职业学校毕业生提供生产开发贷款并在承包土地、提供良种、化肥、农药等方面给予优惠。
（二）各地和各有关部门要采取保护性政策和措施，扶持办好面向苦、脏、累、险等艰苦行业（专业或工种）的职业教育。对这类专业，在招生上可适当放宽入学条件，经批准还可跨省市招生。有些可以实行易地培养。政府和主管部门也可通过实行奖学金、贷学金、减免学费等措施鼓
励学生报考、就学。对开设这类专业的职业学校应在资金、设备等方面予以重点扶持。
（三）要采取措施加快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职业教育对于振兴经济和保持社会安定的重要性。为加快经济振兴的步伐，应推进实行就业前上岗前必须经过相应职业教育的制度；要加强政府统筹，农科
教结合，协调和组织各方面力量兴办职业教育；要下决心建设一批起示范作用的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要从当地实际出发，确定职业教育的层次结构和发展模式，办出自己的特色。要把教学与农业开发、农业技术推广和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紧密结合。要加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交流
与合作，鼓励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国家应采取必要的倾斜政策，通过扩大投入、培训师资、组织对口帮助等形式扶持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
五、推进办学体制改革，加强部门分工协作
（一）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对所辖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的发展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地方各级政府应当把职业教育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下，地方政府应在制定职业教育发展规划，组织各方面力量办学，配置教育资源，安排招生就业工作等方面加强统筹
领导，使各部门分工合作。上级各业务主管部门要大力支持地方政府的统筹和决策。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要负责办好起骨干和示范作用的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对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办学要给予必要的扶持。
（二）行业主管部门、行业组织应依法举办或与其他方面联合举办本行业的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企业组织应依法建立职工培训制度，对本单位职工进行培训，并根据企业发展的长远需要和《职业教育法》的要求，承担对准备录用的人员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企业组织可以单独或
联合举办职业学校或职业培训机构，也可以委托学校、职业培训机构或通过社会统筹举办。所有企业应按照《职业教育法》的要求和省级人民政府或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具体办法承担职业教育费用。有条件的企业应积极为职业教育提供教师、接纳职业教育学生和教师实习，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和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的要求，录用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毕、结业生等。各部门和行业组织在继续办好所属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同时，还应对本系统、本行业的职业教育加强组织、协调和业务指导。
（三）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办学是我国发展职业教育的一条成功经验。要大力倡导联合办学并促进其向深层次发展，使合作各方均成为办学主体。合作办学的各方，应当签定正式办学合同，按合同承担经费、师资、设施等义务，享有参与学校决策和管理、优先录用毕业生等权利。部门
办的中等职业学校应积极与地方联合办学，在保证部门人才需要的同时，发挥办学潜力，培养地方所需人才。联合举办的职业学校可由主管部门和办学各方的代表组成校董会以研究决定学校的重大事项。
（四）国家大力倡导和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民办职业教育，鼓励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依法举办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欢迎国外、境外组织和个人依照我国法律同我国境内职业教育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联合举办职业学校或职业培训机构。对事业组织、社会
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举办、联合举办的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在划拨土地、补助基建、调配教师等方面提供优惠条件，并在教师职务评聘、证书考核发放、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发展校办产业等方面执行国家统一政策，与政府举办的学校一视同仁。
（五）要从有利于事业发展的前提出发，进一步改革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要坚持在政府领导下，教育部门统筹协调，各有关部门分工协作，使各类职业教育能在统一、协调的政策下健康发展。
技工学校是中等职业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国务院确定的职责分工，在国家有关职业教育的方针、政策和规划的指导下仍由国务院劳动部门管理。
要统一和协调对各类中等职业学校的政策。今后，不论是在教育方面还是劳动就业方面，调整现行政策和制定出台新的政策，都应统筹考虑各类职业学校。
六、贯彻产教结合的原则
（一）贯彻产教结合的原则，首先要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与经济的结合，增强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与企业的联系与合作。企业要依法承担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积极关心和支持职业教育。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要坚持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办学方向，积极聘请相关经济、
产业界人士参加校董会或其他形式的决策、咨询组织，共同研究专业设置、培养目标、教学内容、经费筹措等重要事项。贯彻产教结合的原则，要在实施职业教育的过程中，坚持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切实加强生产实习、职业技能训练和实践性教学环节，使培养的人才更加适合企业与社
会的需要。
（二）贯彻产教结合原则，要支持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发展校办产业。这既是提高教育质量的需要，也是增强学校自我发展能力的需要。举办校办产业和从事社会服务的收入，主要用于发展职业教育，同时要为产业的扩大再生产服务。发展校办产业，要符合国家有关政策，要结合
当地资源情况和产业结构特点，运用职业学校在人才、技术和信息等方面的优势，不断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职业学校之间、学校与社会之间可以组建生产经营联合体，各地应积极组建为校办产业服务的机构。
七、加快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推行两种证书制度
（一）进一步加快职业学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要积极推进中等专业学校招生、收费并轨改革，实行缴费上学，1998年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实行并轨，2000年基本完成新旧体制转轨。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完善，所有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毕（结）业生
的就业应逐步转到面向社会、进入市场、公平竞争、自主择业的轨道。部门、地区或企事业等用人单位可以通过设立定向奖学金、承担培养费用等与学校及学生签订培养培训合同，学生毕（结）业后按合同到指定单位完成规定服务年限。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必须与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相
配套，保证各类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政策的统一与协调。各地要进一步深化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切实实行劳动者就业或者上岗前接受必要的职业教育的制度。要做好人才、劳动力市场需求预测工作，通过人才中介和职业介绍机构，为各类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提供需求信息。职业学
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及社会有关机构要加强对学生的职业指导，做好就业咨询和推荐工作。
（二）要逐步推行学历证书或培训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两种证书制度。接受职业学校教育的学生，经所在学校考核合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学历证书；接受职业培训的学生，经所在职业培训机构或职业学校考核合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培训证书。对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
构毕（结）业生，要按照国家制定的职业分类和职业等级、职业技能标准，开展职业技能考核鉴定，考核合格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职业资格证书。学历证书、培训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做为从事相应职业的凭证。从事国家规定的技术工种、特种作业的，应取得相应学历证书或培训证
书，并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同层次、同培养目标的职业学校毕业生有相同的考证资格。
八、加强职业教育内部改革和建设
（一）要本着适应社会需要，办出职教特色，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原则，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各地应进一步调整学校（专业）布局结构，充分利用已有教育资源，努力扩大学校招生规模，走内涵发展为主的道路。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在教育教学改革中，要根据地方和行业、企
业的需求，并按照与国家制定的职业分类、职业技能等级标准相适应的原则设置专业（工种），确定培养目标和教学要求，进行课程开发，改革教学方式和方法，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和职业技能训练，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实用性和灵活性。要积极学习和借鉴国内外职业教育的先进经验
，努力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教学模式。要注意及时把先进、实用的科学技术引入教学内容，积极采取现代化教学手段，加速提高我国职业教育的教学水平。
（二）要按照《教师法》、《教师职业资格条例》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的要求以及职业教育的实际情况加快师资队伍建设步伐。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稳定的师资来源渠道。培养培训中等及中等以下职业学校教师的主要责任在地方、部门和行业。地方、部门和行业要根据需要统筹确定一批
普通高等学校承担为本地区、本行业职业学校培养教师的任务，确定一批重点中等职业学校承担培养实习指导教师的任务。国家也要建立少量教师培训中心，逐步形成教师培养培训网络。地方、部门行业要保证相关招生计划的完成。根据需要，有些可实行单独招生。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实行
专兼结合的方针，要开拓从专业技术人员和高级技术工人、技师、高级技师中聘任专兼职教师的渠道。要加速对现有学历不合格教师的培训工作，建立职业教育教师进修制度。普通高等学校举办的成人教育、独立设置的成人高等学校特别是广播电视大学和自学考试管理部门在制定招生计划
和考试办法时，应把解决职业学校教师学历达标当成一项重要任务。要依托高校、部分中等职业学校、高级职业培训机构和有条件的企业建立一批职业学校教师的技能培训基地，使教师不断更新知识，提高技能水平。县级以上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把职业教育教师的培养和培训工作纳入教
师队伍建设规划，落实目标、机构、责任和专项经费。行业组织、企业事业组织应在为职业学校选送教师、提高教师技能水平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各级政府和劳动、人事、财政等有关部门要在执行国家有关政策的前题下，根据职业教育教师工作任务和特点制定优惠政策，重视解决教师的工
资福利、职务评聘中的问题，重视解决教师的住房、医疗等实际问题，提高教师待遇，稳定教师队伍。职业学校的专业课教师及实习指导教师可以评聘教师职务，也可以参评其他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学校可对具有双职务资格的教师在待遇上从优。
（三）加强职业教育服务体系建设。要切实加强教材建设，解决教材急需问题并不断提高教材质量。国家鼓励部门、行业组织、企业事业组织、科研机构和学校参与编写教材和编写补充教材，有关部门要做好组织工作，落实教材发展专项经费。要逐步完善教材信息服务体系，健全教材
供应渠道。要着手研究高等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工作，加强引进国外职教优秀教材的工作。要加强职业教育的研究工作。各级政府和各有关主管部门要采取措施，充分发挥研究部门的作用；省地教育行政部门要有专门机构负责职业教育研究工作，并保障必要的经费投入；提倡职业学校、职业
培训机构、广大职教工作者及其他各方面力量积极开展职教研究。职教研究工作的重点是加强教学研究、比较研究和政策研究。开展职教研究工作，要面向21世纪，积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要注重与职业教育实际相结合，加强对教育教学工作的科学指导。
（四）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劳动行政部门要根据职责分工加强教学管理，逐步对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设置专业和教学计划的完成等进行规范和监督。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专业目录、实验仪器设备的配套标准、实习场地的建设标准和考试考核的程序方法等。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
构，在政府宏观管理下，可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自主进行内部管理，自主开展教学和生产经营活动。要进一步深化内部管理改革，实施校长负责制、教师聘任制和目标责任制等，更好地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各地要加强校长和职教管理干部的培训工作，提高干部素质，逐步
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使职业教育步入科学、严格管理的轨道。
九、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
（一）各级各类职业学校要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和《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精神，切实加强和改进职业学校的德育工作。要根据新时期的要求，认真对学生进行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和国情教育，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道德教育和民主法制等方面的教育，特别要加强职业道德教育，要教育和引导学生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增强敬业意识，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并能自觉遵
守职业纪律。要根据新时期德育工作的新特点，改革政治课教学和德育工作的方式方法，努力拓宽德育的途径。
（二）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加强对职业教育德育工作的领导。学校党委或支部的书记与校长要负责领导学校德育工作。中等职业学校应当设置班主任。要加强学校德育工作队伍建设，积极创造条件组织政治课教师参加社会实践和业务进修培训，不断提高其政治思想水平和业务
素质。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采取措施，保证德育活动经费，解决好德育教师的职务评聘和其他待遇问题，为学校德育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建设各种形式的德育基地。
十、多渠道筹集职业教育经费
（一）职业教育经费应通过各级政府财政拨款，行业组织、企事业组织及其他用人单位合理承担，举办者自筹，受教育者缴费等多渠道筹集。各级政府和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应保证用于举办职业教育的财政拨款逐年增长。各级政府每年可安排一定数额的职业教育专款，专项用于扶持职业
教育的发展。
（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应根据《职业教育法》“职业教育的保障条件”一章中的有关规定，制定执行相应条款的具体办法并加以检查、落实。
（三）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可按生均培养成本的一定比例，对接受中等以上职业学校教育和接受职业培训的学生收取学费。收费项目、标准和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制定。对家庭确有困难的学生、残疾学生，以及农业专业或毕业后从事艰苦行业工作的学生应酌情减免
学费，或提供贷学金。对成绩优异的学生，可提供奖学金。
（四）国家鼓励职业学校兴办校办产业，对校办产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国家提倡和支持金融机构为职业教育提供贷款，并应安排一定数额的政策性贷款；欢迎国外、境外友好组织和人士对职业教育进行资助和捐赠；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捐资助学。



1998年3月16日
是恢复，不是扩大
——谈《若干解释》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
江必新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问题是行政诉讼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行政诉讼区别于其他诉讼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审判实践中，各方面提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受案范围问题上。1999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第1088次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98条”）。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问题作了新的规定，其基本指导思想就是要破除或者说取消原有的司法解释或者在事实上存在的对受案范围的不当限制，将受案范围恢复到《行政诉讼法》的本来面目上来，而不是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基础上扩大受案范围。
一、为什么要把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恢复到《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上来
　　之所以要把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恢复到《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上来，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1.经过将近10年的实施和贯彻《行政诉讼法》的实践，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都有了较大的改变，有能力承担更多的行政审判任务，有能力承担更加繁重的司法审查的任务。10年前，在制定《行政诉讼法》的时候，有一个错误的估计，认为《行政诉讼法》一旦实施，按照各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总量的1％计算，法院的受案数量将达到百万件以上。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我们现在的受案数量，每年最高的是9万多件，不到10万件，这就意味着我们每一个法院每年平均只有30多件行政案件。按照我们现有的岗位责任制的规定，只需要一个审判员来审理。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行政诉讼起诉率是非常低的，如德国，总人口比我们少得多，但是它每年的行政诉讼受案数量却是我们的五倍，即是说每年的受案数是五十万到六十万件。我国台湾地区的受案数按人口比例也比我们多得多。经过十年的实践，各方面已经比较适应行政诉讼，人民法院的承受能力也在逐步增加，所以现在有条件恢复到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受案范围的本来面目上来，应该根据立法机关的意思，逐步放宽受案范围。
　　2.我国即将要加入WTO，这将对行政审判工作带来很大的压力。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要和国际接轨，对行政行为的有效救济，是加入WTO组织的一项必备条件，这是不能保留的。它要求每一个成员国必须为所有的商务活动提供足够的司法保障，尤其是行政诉讼的司法保障。我国现时的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有很多限制的，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受案范围相对来说是比较狭窄的。一旦我们加入WTO，就有履行相关的国际条约的义务。因此，必须在这方面作好准备。
　　3.从公民不断增长的权利保护要求出发，有必要恢复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最近几年，各方面对保护诉权的要求，对救济权的呼声越来越高，“两会”上，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一个议论的热点。如果我们再不考虑诉权的保护问题，再不破除原来的不适当的限制，我们就会陷入被动。
二、“98条”是如何恢复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
　　“98条”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恢复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
　　1.删去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115条”)对具体行政行为所做的定义。那个定义受到了当时学术界狭义行政行为概念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成为开展行政审判工作，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一个障碍。取消“115条”狭义行政行为的概念，即意味着采用行政诉讼法早已认可的、学术界目前普遍认同的广义上的行政行为的概念。
　　2.明确列举了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事项。
　　《行政诉讼法》第12条对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事项作了部分排除，但从诉讼理论的角度来说，还有其他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事实上还没有排除穷尽，由于没有排除穷尽，在审判实践中就带来一些任意性，对有些不应当排除的，在实践中也予以排除。所以，这次对于不可诉的行为，进行了详细的列举，原则上除了不可诉的行为以外，其他的行政行为原则上都可以受理。这些被排除的行为包括：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的行为；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调解行为和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调解行为仅指行政机关的斡旋行为，必须是尊重当事人意志的处理民事争议的行为，而不包括行政机关以单方的意志作出的裁决行为，或者说以调解为名行裁决之实的行为；这里所说的法律是狭义上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仲裁行为不是由法律加以规定的话，而是由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者是规章加以规定的话，不能视为不受司法审查的仲裁行为，而应当把它视为一个可诉的行政裁决行为）；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行政指导行为指行政机关采取的某些咨询、建议等方式实施的行为，这种行为不具有强制性，也就是说不要求当事人必须履行，或者当事人不履行、不理睬这样一种行为，不承担任何对他不利的法律后果，如果具有强制性，那就不是行政指导行为，而是一个行政命令行为）；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重复处理行为指没有改变原有的行政法律关系的行为，通常指公民或组织对历史遗留问题或已经过了争讼期间的行政行为提起申诉，行政机关驳回申请的行为，之所以要排除重复处理行为，主要考虑到如果将这类行为纳入受案范围，实际上是在事实上取消了诉讼时效，同时也考虑到行政管理相对人对行政管理的信赖以及行政法律关系的稳定性，这也是国际上的惯例)；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没有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行政机关已经作出决定后，还没有对外通知，这个行政行为对相对人就还没有产生实际影响，现在有的判决书表述为内部行为，这是不准确的，行政诉讼法上的内部行为不是指没有公开的行为，应表述为行政行为还没有成立；有些行为如通知、打印文稿，也是一个事实行为，但不对公民的行为产生实际影响，也是不可诉的，但不能作扩大解释，有的行政行为已经出现还没有执行，并不意味着对当事人没有发生了实际影响，只要行政行为已经成立，就应当认为已经对当事人发生了实际影响）。
　　3.比较准确地界定了《行政诉讼法》第12条所规定的不可诉行政行为的内涵和外延。
　　《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了4种不可诉的行为行为。实践中，有的行政机关不愿意当被告，就千方百计把它所作出的行为往这4种行为上靠；法院不愿意受理行政案件，也就牵强附会地把某些行政行为往这4种行为上拉。要切实保护当事人的诉权，必须堵住这些漏洞，必须对这4种不可诉的行为进行明确的界定。现在“98条”的第2、3、4、5条对《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的不可诉的行为进行了明确的界定。
　　4.对人身权和财产权作了广义的理解。
　　《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里使用的概念是“合法权益”，但是11条又规定“认为侵犯其他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事实上第11条对第2条又作了限制性的规定。我们知道宪法赋予了公民许多权利，除了人身权和财产权以外，还包括政治权利、自由权利，以及各项社会经济权利，故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仅仅是人身权和财产权。要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应当从广义上理解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概念：第一，如果从狭义上理解，就使相当一部分的权益得不到救济，比如说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社会经济方面的权利。从国外的情况看，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没有被限制在狭义的人身权或财产权范围内的；从《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原意看，制定《行政诉讼法》时唯一考虑需要排除的是政治权利，从立法本意考虑，人身权和财产权应从广义理解。
三、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到底恢复到什么程度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到底恢复到什么程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概括：
　　1.可诉行为从法律行为原则上扩大到准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上。“115条”的定义实质上是在很大程度上把行政行为限定在法律行为的范围内。所谓法律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基于明确的意思表示，旨在对行政管理相对人产生特定的法律效果的行为。行政处罚、行政许可都是法律行为。法律行为是相对于事实行为而言的。事实行为相对来说，对相对人不产生法律上的羁束力，对行政机关来说，在作出这个行为的时候，并不以影响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为目的。法律后果和法律效果不一样。法律效果通常与意思表示相联系，是行为人所要追求的或希望实现的法律上的结果，往往涉及到权利、义务的得失、变更。法律后果包含着法律效果，法律效果是法律后果的一种，某些行为不产生法律上的羁束力，但是它产生法律后果。事实行为显然和法律行为不一样。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中间还存在着一个准法律行为。从行政法学上讲，准法律行为只是一种观念上的表示，不以发生某种特定的法律后果为目的，比如说案件的受理、确认、证明、通告，这些行为，对当事人产生一定的法律效果，但是它与完整的法律行为是不同的。为什么要将可诉行政行为延伸到准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种考虑：
　　(1)这是《行政诉讼法》所明确规定的。确权行为从行政法学上说其实就是准法律行为，但是这个准法律行为，《行政诉讼法》是早已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这足以说明准法律行为是可以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从《行政诉讼法》立法本义来说，它并没有排除准法律行为。其次，《行政诉讼法》所讲的某些强制措施，限制人身自由或者是某些财产上的强制措施，事实上也包括许多事实行为。而且在不作为的诉讼中，要求行政机关履行一定法定职责，有些法定职责显然是一个事实行为，而不是一个法律行为。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行政诉讼法》是无意排除事实行为的，《行政诉讼法》明确列举的可诉行为中本身就包括了事实行为。
　　(2)我们过去把事实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但是事实行为侵权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采取“曲线救济”的方式，即通过行政赔偿诉讼来进行救济。如果行政机关是否合法不予确认，法院可以以赔偿诉讼受理这样的案件，并在裁判理由部分进行合法性确认，不能在主文里确认。然后在主文里判决是否承担赔偿责任，有点“弯弯绕”，这既不利于法院公正地裁判案件，也不利于当事人的权益得到及时的救济。
　　2.可诉行为从单方行为扩大到双方行为。根据过去“115条”的定义，具体行为行为是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及行政机关所委托的工作人员所实施的单方行为。这个定义就限定了双方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可能性。事实上这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是不相符合的。行政许可就是一个双方行为，受理行为、奖励行为事实上也带有一定程度的双方性。最主要的是行政合同问题，行政合同显然是一个双方行为，过去也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现在取消了“115条”的这个定义，事实上就取消了可诉行为必须是单方行为这样一个限定。《行政诉讼法》没有排除双方行为这样的规定，只是“115条”在当时的条件下所附加上去的。从审判实践来看，把具有行政管理职权内容的一些合同作为民事案件来审理有诸多不便，审理起来比较困难。
　　3.可诉行为从行政机关的行为扩大到所有拥有行政管理职权的主体包括某些不具有机关法人资格的机构的行为。这个问题不是“115条”的过错，在审判实践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行政行为必须是行政主体的行为。而行政主体又被解释为依照法律规定具有独立的行使行政职权，并且能独立承担法律后果的组织。但是在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行政行为是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和身份的一些组织如内部机构作出的，如果按行政主体的概念来套，这些就不是行政行为，更不是可诉行政行为了。这样一来，越是超越职权，越是胡来，越是不能受到司法审查。所以“98条”没有使用行政主体这个概念，而使用“具有行政管理职权的机关、组织或者个人”的概念，这就是说，可诉行政行为不要求必须是行政主体的行为，但是要求实施主体必须拥有行政管理职权。这样解释，完全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精神。
　　4.可诉行为从涉及财产权、人身权的行为扩大到除涉及政治权利以外的所有权利的行为。以前对财产权、人身权作了狭义的理解，“98条”对人身权、财产权作了广义解释。值得注意的是政治权利问题，“98条”没有作出明确的限定，在法律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之前，直接涉及政治权利的案件还是不应当受理。但如果已经涉及了行政处罚，涉及了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还是要受理。
　　5.可诉的行政不作为扩大到了除涉及政治权利以外的其他所有不作为。在实践中，有的地方认为，除了《行政诉讼法》所明确列举的那几种不作为以外，其他不作为是不能受理的。这种认识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行政机关的职责、义务不仅仅是由法律规定的，行政义务的产生除了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以外，还有行政合同、行政机关的单方承诺等等。行政义务是由多种因素产生的。不作为涉及到其他权利，随着行政行为内涵的扩大以及侵权、赔偿外延的扩大，相应的不作为的范围也扩大了，此外由于对原告资格作了重新解释和定位，普遍确认了受害人的原告资格（过去局限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所规定的受害人，对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认为没有法律依据，事实上这种理解是很牵强的，《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一款第（八）项不就是依据吗？），随着原告资格的放宽，可诉性不作为的范围也相应地扩大了。
四、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几个问题
　　1.关于行政行为的定义问题。“98条”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这里的行政行为包含以下几个要素：第一，行政行为是具有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或者个人所实施的行为；第二，行政行为是与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有关的行为；第三，行政行为是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发生实际影响的行为。其中最核心的，是与行使行政管理职权有关。“与行使行政管理职权有关”，不是我们杜撰的，是有法律根据的。《国家赔偿法》在规定行政赔偿范围的时候，使用了“行使行政职权”这一概念。在对行政赔偿范围作排除规定时，使用了“与行使行政职权无关的行为”的表述，无关的行为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言外之意，与行使行政职权有关的行为是在行政赔偿范围之内的。既然对与行使行政职权有关的行为可以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而确认加害行为的合法性，是提起赔偿诉讼的必要前提，因此可以认为，《国家赔偿法》是对《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一个重要扩展，而且《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二）款又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
　　2.关于刑事司法行为与行政行为的界限。根据“98条”的精神，结合行政审判的实践，区分这两种行为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要看《刑事诉讼法》是否有明确的授权。逮捕、拘留、监视居住等都是《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的，原则上不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没收则是行政诉讼法没有授权公安或国家安全等机关在刑事侦查过程中实施的行为。
　　第二，要看公安、国家安全机关实施有关行为的目的。扣押、冻结等等强制措施，与行使行政职权没有多大区别。某一个特定的扣押、冻结行为，是行政行为还是刑事司法行为，仅仅看《刑事诉讼法》是否授权是没有办法判断的，所以必须要有第二个标准，那就是必须要看采取这种措施的目的是什么，是干预经济纠纷，为一方当事人讨债，或者捞取好处，获取办案费呢？还是为了追究刑事责任、揭露犯罪？如果是前者，恐怕就不好说是刑事司法行为了。实践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起诉人构成犯罪的，被告的行为就是一个刑事司法行为，不构成犯罪的，就是一个行政行为。笔者不赞成这种看法。因为有时公安机关采取某种刑事强制措施并不以行为人构成犯罪为前提，只要“嫌疑”有据，就可以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这就意味着，有时候当事人不构成犯罪，不一定公安机关的行为就是违法的；当事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不一定公安机关的行为就是合法的。由此可见，将起诉人是否构成犯罪作为区分行政行为和刑事司法行为的标准是值得研究的。
　　3.关于对某些法人团体的行为的监督问题。近年来，告学校、协会的诉讼不断出现。行政诉讼的发展暴露出了《行政诉讼法》的先天不足。起诉人告这些组织通常是以这些组织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为理由的。但是从长远看，这种解释是经不起推敲的。一个公司的权利、董事会的权利是不是法律法规授权的呢？它也是法律规定的。法律规定了某一个组织的权利，是不是就意味着该组织是一个拥有行政管理职权的主体呢？显然，法律授权的，可能是私权，也可能是公权，所以仅仅看它是否有法律法规授权还不够，还必须进一步看它被授予的这种权利（或权力）是公共权力还是私权利。如果某个行为涉及到公共权力的行使，该行为的目的是在执行公共政策，那么这个行为才是行政行为。
　　4.关于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问题。抽象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法》作了明确排除，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呢？有人认为《行政复议法》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了行政复议的范围，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从形式逻辑、法律逻辑的推断来看，似乎对抽象行政行为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但是从立法机关的本意来看，不是这个意思。严格地说，《行政复议法》并没有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申请复议的范围：首先，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请求，只能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复议时提出，即是说，申请人不能单独提出；其次，对抽象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程序，与复议程序不同，更多的情况下是复议机关以外的其他机关来作判断的，很难说是适用复议程序，这种审查虽然不是按照标准的复议程序来进行的，所以很难说是纳入了行政复议的范围。将来可能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在行政复议过程中，某一个机关对某个抽象行政行为的效力作出了确认，进入诉讼过程后，这种确认对法院是否具有拘束力？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在复议过程中作出裁决的机关是最有权解释这个规范的或者确认该规范合法性的机关所作的，法院应当承认其效力。问题是有权撤销这个规范性文件的机关很多，作出确认的不是最有权机关，这时我们当参照规章的要参照规章，当送请有关机关作出裁决和确认的，要送请有关机关作出确认和裁决。特别是《立法法》生效后，遇到规范冲突的，应当依照《立法法》的规定，送请有关机关作出解释、确认或者裁决，不能越权确认。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