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7号要约收购报告书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要约收购报告书
第一节 封面、书脊、扉页、目录、释义
第二节 收购人的基本情况
第三节 要约收购目的
第四节 要约收购方案
第五节 收购资金来源
第六节 后续计划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第八节 与被收购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第九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第十节 专业机构的意见
第十一节 收购人的财务资料
第十二节 其他重大事项
第十三节 备查文件
第三章 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第四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要约收购活动中的信息披露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证券市场秩序，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的规定，制订本准则。
第二条 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被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收购人（以下简称收购人）应当按照本准则的要求编制要约收购报告书。
收购人应当自公告收购要约文件之日起30日内就本次要约收购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至少做出3次提示性公告。
第三条 收购人为多人或者通过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方式取得公司控制权的，各成员可以书面约定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统一编制并提交要约收购报告书，并同意授权指定代表在要约收购报告书上签字盖章。
第四条 本准则的规定是对要约收购报告书有关信息披露的最低要求。不论本准则是否有明确规定，凡对上市公司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均应当予以披露。
第五条 本准则某些具体要求对收购人确实不适用的，收购人可以针对实际情况，在不影响披露内容完整性的前提下做适当修改，但应在报送时作书面说明。收购人认为无本准则要求披露的情况，必须明确注明无此类情形的字样。
第六条 由于商业秘密（如核心技术的保密资料、商业合同的具体内容等）等特殊原因，本准则规定某些信息确实不便披露的，收购人可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并在要约收购报告书中予以说明。
第七条 在不影响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和不致引起阅读不便的前提下，收购人可采用相互引证的方法，以避免重复和保持文字简洁。
第八条 收购人在编制要约收购报告书时，应当遵循以下一般要求：
（一）文字应当简洁、通俗、平实和明确，引用的数据应提供资料来源，事实应有充分、客观、公正的依据；
（二）引用的数字应采用阿拉伯数字，货币金额除特别说明外，应指人民币金额，并以元、千元或万元为单位；
（三）收购人可根据有关规定或其他需求，编制要约收购报告书外文译本，但应保证中、外文本的一致性，并在外文文本上注明：“本要约收购报告书分别以中、英（或日、法等）文编制，在对中外文本的理解上发生歧义时，以中文文本为准”；
（四）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文本应采用质地良好的纸张印刷，幅面为209×295毫米（相当于标准的A4纸规格）；
（五）在报刊刊登的要约收购报告书最小字号为标准6号字，最小行距为0.02；
（六）不得刊载任何有祝贺性、广告性和恭维性的词句。
第九条 收购人在要约收购报告书中援引律师、注册会计师、财务顾问及其他相关的专业机构出具的专业报告或意见的内容，应当说明相关专业机构已书面同意上述援引。
第十条 收购人应当按照《收购办法》的规定将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报告书及附表刊登于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并根据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刊登于指定网站，或者提示刊登该要约收购报告书的收购人或者上市公司的网址。
收购人应当将要约收购报告书、附表和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住所和证券交易所，以备查阅。
第十一条 收购人在报送要约收购报告书的同时，应当提交按照本准则附表的要求所编制的要约收购报告书附表及有关备查文件。有关备查文件应当为原件或有法律效力的复印件。
第十二条 收购人聘请的律师事务所或财务顾问受收购人委托编制要约收购报告书，应对要约收购报告书及相关文件进行核查和验证，并就其负有法律责任的部分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十三条 收购人董事会及全体董事（或者主要负责人）应保证要约收购报告书及相关申报文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并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如个别董事或主要负责人对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法做出保证或者存在异议的，应当单独陈述理由和发表意见。

第二章 要约收购报告书

第一节 封面、书脊、扉页、目录、释义

第十四条 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文本封面至少应标有“XX公司（上市公司名称）要约收购报告书”字样，并应载明收购人的名称和住所及签署要约收购报告书的日期。
第十五条 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文本书脊应标明“XX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字样。
第十六条 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文本扉页应当刊登如下内容：
（一）被收购公司的名称、股票上市地点、股票简称、股票代码、股本结构；
（二）收购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通讯地址；
（三）收购人关于要约收购的决定；
（四）要约收购的目的；
（五）是否拟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六）要约收购的股份的种类、要约价格、要约收购数量、占被收购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
（七）要约收购所需资金总额及存放履约保证金的银行，或者委托保管收购所需证券的机构名称及证券数量；
（八）要约收购的有效期限；
（九）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及律师事务所的名称、通讯方式；
（十）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日期。
第十七条 要约收购报告书扉页应当刊登收购人如下声明：
（一）编写本报告书的法律依据；
（二）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收购人在XX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市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XX公司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或者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要约收购的条件；收购人履行要约收购义务的，须特别提示可能导致被收购公司终止上市的风险；以终止被收购公司上市地位为目的的，还应当说明终止上市后收购行为完成的合理时间、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剩余股东出售其股份的其他后续安排；
（五）本次要约收购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财务顾问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十八条 收购报告书目录应当标明各章、节的标题及相应的页码，内容编排也应符合通行的中文惯例。
第十九条 收购人应对可能对投资者理解有障碍及有特定含义的术语做出释义。要约收购报告书的释义应在目录次页排印。
第二节 收购人的基本情况

第二十条 收购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披露如下基本情况：
（一）收购人名称、注册地、法定代表人、主要办公地点、注册资本、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机构核发的注册号码及代码、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经营范围、经营期限、税务登记证号码、股东或者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如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通讯方式；
（二）收购人应当披露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有关情况，并以方框图或者其他有效形式，全面披露其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及控制关系，包括自然人、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者股东之间达成某种协议或安排的其他机构；
收购人应当说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3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包括总资产、净资产、收入及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等；如收购人设立不满3年或专为本次收购而设立的公司，应当介绍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所从事的业务及最近3年的财务状况；
（四）收购人最近5年内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应当披露处罚机关或者受理机构的名称，所受处罚的种类，诉讼或者仲裁的结果，以及日期、原因和执行情况；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包括曾用名）、身份证件号码（可以不在媒体公告）、国籍，长期居住地，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前述人员在最近5年之内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应当按照本条第（三）项的要求披露处罚的具体情况；
（六）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简要情况；收购人或其实际控制人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还应当披露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第二十一条 收购人是自然人的，应当披露如下基本情况：
（一）姓名（包括曾用名）、国籍、身份证件号码、住所、通讯地址、通讯方式、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其中，身份证件号码、住所、通讯方式可以不在媒体上公告；
（二）最近5年内的职业、职务，应当注明每份职业的起止日期以及所任职的单位名称、主营业务及注册地以及是否与所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三）最近5年内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应当披露处罚机关或者受理机构的名称，所受处罚的种类，诉讼或者仲裁的结果，以及日期、原因和执行情况；
（四）收购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说明；
（五）收购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简要情况；收购人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还应当披露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第二十二条 收购人为多人的，除应当分别按照本准则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一条披露各收购人的情况外，还应当披露：
（一）各收购人之间在股权、资产、业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并以方框图形式列示并做出说明；
（二）收购人为一致行动人的，应当说明采取一致行动的目的、达成一致行动协议或者意向的时间、一致行动协议或者意向的内容（特别是一致行动人行使股份表决权的程序和方式）、是否已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临时保管各自持有的该上市公司的全部股票及保管期限。

第三节 要约收购目的

第二十三条 收购人要约收购上市公司的目的，包括是否为了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是否为履行法定要约收购义务、是否为终止上市公司的上市地位，是否拟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二十四条 收购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披露其做出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及具体时间。

第四节 要约收购方案

第二十五条 收购人应当详细披露要约收购的方案，包括：
（一）被收购公司名称、收购股份的种类、预定收购的股份数量及其占被收购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涉及多人收购的，还应当注明每个成员预定收购股份的数量及其占被收购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
（二）要约价格及其计算基础：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日前6个月内，收购人买入该种股票所支付的最高价格；在提示性公告日前30个交易日内，该种股票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
（三）收购资金总额、资金来源及资金保证、其他支付安排及支付方式；
（四）要约收购期限；
（五）要约收购的约定条件；
（六）受要约人预受要约的方式和程序；
（七）受要约人撤回预受要约的方式和程序；
（八）受要约人委托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预受、撤回、结算、过户登记等事宜的证券公司名称及其通讯方式；
（九）本次要约收购以终止被收购公司的上市地位为目的的，说明终止上市后收购行为完成的合理时间及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剩余股东出售其股票的其他后续安排。

第五节 收购资金来源

第二十六条 收购人应当披露要约收购的资金来源，并就下列事项做出说明：
（一）收购资金是否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被收购公司或者其关联方；
（二）如果收购资金或者其他对价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借贷，应当简要说明以下事项：借贷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借贷方、借贷数额、利息、借贷期限、担保、其他重要条款；
（三）采用现金支付方式的，应当声明本次要约收购的20%定金已存放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指定的商业银行的账户，并注明存放金额、该银行的名称。同时，将下列文字载入要约收购报告书：
“收购人已将XX元（相当于收购资金总额的20%）存入 XX银行XX账户作为定金。收购人承诺具备履约能力。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收购人将按照XX证券公司根据XX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确认收购结果，并按照要约条件履行收购要约”；
（四）采用证券支付方式的，收购人应当比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1号—上市公司公开发行证券募集说明书》第二节至第八节的要求披露证券发行人及本次证券发行的有关信息，提供相关证券的估值分析，并做出如下声明：
“收购人已将履行本次要约所需的证券（名称及数量）委托XX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保存。收购人承诺具备履约能力。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收购人将按照XX证券公司根据XX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确认收购结果，并按照要约条件履行收购要约”。

第六节 后续计划

第二十七条 收购人应当如实披露要约收购完成后的后续计划，包括：
（一）是否拟在未来12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
（二）未来12个月内是否拟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三）是否拟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包括更改董事会中董事的人数和任期、改选董事的计划或建议、更换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计划或建议；如果拟更换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应当披露拟推荐的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况；说明收购人与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存在任何合同或者默契；
（四）是否拟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及修改的草案；
（五）是否拟对被收购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及其具体内容；
（六）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变化；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第二十八条 收购人应当就本次收购完成后，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予以充分披露，包括：
（一）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
上市公司是否具有独立经营能力，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是否保持独立；
（二）收购人及其关联方所从事的业务与上市公司的业务之间是否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的同业竞争，是否存在关联交易；如存在，收购人已做出的确保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避免同业竞争以及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应安排。

第八节 与被收购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第二十九条 收购人应当披露各成员以及各自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在报告日前24个月内，与下列当事人发生的以下交易：
（一）与被收购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的合计金额超过3000万元或者高于被收购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5%以上的交易的具体情况（前述交易按累计数额计算）；
（二）与被收购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的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5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是否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四）对被收购公司股东是否接受要约的决定有重大影响的其他已签署或正在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九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第三十条 收购人应当如实披露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日的以下持股情况：
（一）在被收购公司中合计拥有权益的股份种类、数量和占被收购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
（二）各收购人（如涉及多人）在被收购公司中单独拥有权益的股份的种类、数量和占被收购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
第三十一条 收购人及其各自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应当如实披露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日各自在被收购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详细名称、数量及占被收购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
前款所述关联方未参与要约收购决定、且未知悉有关要约收购信息的，收购人及关联方可以向中国证监会提出免于披露相关持股情况的申请。
第三十二条 收购人应当如实披露其与被收购公司股份有关的全部交易。
如就被收购公司股份的转让、质押、表决权行使的委托或者撤消等方面与他人存在其他安排，应当予以披露。
第三十三条 收购人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之日起前6个月内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被收购公司上市交易股票的，应当披露交易的起始期间、每月合计交易的数量、价格区间（按买入和卖出分别统计）。
第三十四条 收购人及其各自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之日起前6个月内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被收购公司股票行为的，应按照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披露具体的交易情况。
前款所述关联方未参与要约收购决定、且未知悉有关要约收购信息的，收购人及关联方可以向中国证监会提出免于披露相关交易情况的申请。
第三十五条 收购人在指定媒体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时，可以不公告具体交易记录，但应将该记录报送证券交易所备查，并在公告中予以说明。

第十节 专业机构的意见

第三十六条 收购人应当列明参与本次收购的各专业机构名称，说明各专业机构与收购人、被收购公司以及本次要约收购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其具体情况。
第三十七条 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就本次要约收购是否合法合规、收购人是否具备实际履行收购要约的能力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第三十八条 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就本要约收购报告书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第十一节 收购人的财务资料

第三十九条 收购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收购人应当披露其最近3年的财务会计报表，注明是否经审计及审计意见的主要内容；其中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应当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注明审计意见的主要内容、采用的会计制度及主要会计政策、主要科目的注释等。会计师应当说明公司前两年所采用的会计制度及主要会计政策与最近一年是否一致，如不一致，应做出相应的调整。
如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之日，收购人的财务状况较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有重大变动的，收购人应当提供最近一期财务会计报告并予以说明。
如果该法人或其他组织成立不足一年或者是专为本次上市公司收购而设立的，则应当比照前述规定披露其实际控制人或者控股公司的财务资料。
收购人是境内上市公司的，可以免于披露最近3年财务会计报告；但应当说明刊登其年报的报刊名称及时间。
收购人为境外投资者的，应当提供依据中国会计准则或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会计报告。

第十二节 其他重大事项

第四十条 收购人应当详细说明其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方是否已经采取或者拟采取对本次要约存在重大影响的行动，或者存在对本次要约产生重大影响的事实。
第四十一条 除上述规定应当披露的有关内容外，收购人还应当披露：
（一）为避免对本报告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任何其他对被收购公司股东做出是否接受要约的决定有重大影响的信息；
（三）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四十二条 各收购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或者其指定代表应当在要约收购报告书上签字、盖章、签注日期，并载明以下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经采取审慎合理的措施，对本要约收购报告书及其摘要所涉及内容均已进行详细审查，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此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 财务顾问及其法定代表人应当在本报告上签字、盖章、签注日期，并载明以下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履行尽职调查义务，经过审慎调查，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确认收购人有能力按照收购要约所列条件实际履行收购要约，并对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对要约收购报告书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事务所及签字律师应当在本报告上签字、盖章、签注日期，并载明以下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要约收购报告书的内容进行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十三节 备查文件

第四十五条 收购人应当将备查文件的原件或有法律效力的复印件报送证券交易所及上市公司。备查文件包括：
（一）收购人为自然人的，提供其身份证明文件；收购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在中国境内登记注册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工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或在中国境外登记注册的文件；
（二）收购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直系亲属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三）收购人就要约收购做出的相关决定；
（四）如以现金支付收购要约价款的，有关资金来源及相关协议，包括借贷协议、资产置换或其他交易协议；
（五）收购人将履约保证金存入并冻结于指定商业银行的存单或者收购人将用以支付的全部证券委托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保管的证明文件；
（六）收购人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关联方之间在报告日前24个月内发生的相关交易的协议、合同；
收购人与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关联方之间已签署但尚未履行的协议、合同，或者正在谈判的其他合作意向；
（七）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之日起前6个月内收购人及其关联方、各方的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的名单及其持有或买卖被收购公司、收购公司（如收购人为上市公司）股票的说明及相关证明；
（八）收购人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及相关人员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之日起前6个月内持有或买卖被收购公司、收购人（如收购人为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九）任何与本次要约收购有关的合同、协议和其他安排的文件；
（十）收购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及符合《收购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说明；
（十一）按照本准则第三十九条要求提供的收购人的财务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收购人最近3年财务会计报告及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最近一年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应包括审计意见、财务报表和附注；
（十二）财务顾问报告；
（十三）法律意见书；
（十四）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的其他备查文件。
第四十六条 收购人应当列示上述备查文件目录，并告知投资者备置地点。备查文件上网的，应披露网址。

第三章 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第四十七条 收购人应当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显著位置做出如下声明：
“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社会公众投资者提供本次要约收购的简要情况，本次要约收购文件尚须报中国证监会审核，本收购要约并未生效，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
如中国证监会对要约收购文件未提出异议，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将于×年×月×日刊登于×××。投资者在做出是否预受要约的决定之前，应当仔细阅读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并以此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第四十八条 收购人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中，应当按照本准则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的规定披露有关本次要约的重要事项，以及本准则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的内容和专业机构的结论性意见。

第四章 附则

第四十九条 本准则由中国证监会负责解释。
第五十条 本准则自2006年9月1日起施行。









附表
要约收购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收购人名称 收购人注册地
收购人是否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否有一致行动人
收购人是否对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 是 □ 否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收购人是否拥有境内、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要约收购目的 履行要约义务 □ 取得或巩固公司控制权 □ 退市 □ 其他 （请注明）
要约类型（可多选） 全面要约 □ 部分要约 □ 主动要约 □ 强制要约 □初始要约 □ 竞争要约 □
预定收购股份数量和比例 数量： 比例：
要约价格是否符合《收购办法》规定 是 □ 否 □
对价支付方式 现金对价 □ 证券对价 □ 现金对价与证券对价任选其一 □ 现金对价与证券对价二者结合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拟于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收购人前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收购办法》第五十条要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收购是否需取得批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声明放弃行使相关股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收购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要约收购报告书及其附表。


收购人（如为法人或其他组织）名称（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收购人（如为自然人）姓名：
签字：
日期：

关于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缺陷及完善的几点思考

余上云


一种制度悖论
“司法独立乃是法治的真谛！”（龚祥瑞）法治的内在规定性使得以司法审判制度建设为核心的司法改革日益彰显出审判独立的价值意义，树立审判权威，维护司法公正，乃法治必然，大势所趋。尽管审判独立原则与其他任何一项法律原则一样，经过了一种从政治目的上升为法治原则的演进过程，但其内涵却天然包容着一种技术性因素：权力分立使法院摆脱单纯的工具性色彩，成为法治与正义的判断者，从社会角色上得以淳化，这使其有权力公正司法；法官独立，法官具备渊博的学识，高尚的品德，严谨的职业意识，这使其有能力公正司法。在法治的指引下，公正司法使正义维护者——法院（法官）日渐权威，终将以强大的公信力取信于民。
与此同时，作为同为司法机关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以抗诉、检察建议等方式履行民事审判法律监督职能，以另类国家权力（检察权）判断形式预先标明法院生效裁判的可责性，这种同操法律职业者的国家权力质疑，显然将使法院审判权威遭受挑战。不仅如此，在检察监督抗诉案件中，除了“一事不再理”原则之悖逆外，检察抗诉强制性将法院及诉讼当事人拉入再审程序，使法院（法官）游离于双方当事人之外在庭审中获取争议案件的权威性信息，并首先形成一种下意识认同或反感的非理性判断，这显然既不符合诉讼程序直接、言词、理性等基本理念，又破坏了审判中立的根本原则，违背了诉讼发现真实的认识规律。由此，审判权威与检察监督自然悖逆。
这种悖逆蕴含着两种发展极致：其一，检察监督的中肯、沉稳使法院裁判备受指责，审判权威日益受损，终使法院（法官）正义维护者的形象大打折扣，从而使整个社会的司法秩序遭遇严重威胁；其二，检察监督因其软弱、草率，迅速耗尽其差强人意的社会根基，而在法治的大旗下沦落，终使宪政制度的设计徒留形式。在汉密尔顿看来，“防止把某些权力集中于同一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的主管人抵制其他部门侵犯的必要手段和个人的主动。”审判权威的维护是法治的要求，检察威信的丧失同样不符合法治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原则，只有以审判权威为核心构建司法审判及民事检察监督制度，谋求“双赢”，才能保证司法公正的良性发展。
可惜谋求“双赢”未必能得到一致的认同。以检察机关为主的加强监督论和以法院为主的取消监督论在权力博奕中终于最直白地表现为“谁说了算谁是大哥”。由此，针对检察监督的“弱势地位”而言，笔者以为，与其说民事检察监督影响法院权威，不如说在审判权威与检察威信本应良性互动的运作中，仅具有纯粹程序意义的检察监督成为制度缺陷的牺牲品。当事人打官司追求裁判结果，当检察监督不能导致任何实质性监督效果，检察监督日趋没落也就理所当然，这种局面正是排斥监督论者的希望，同时也正是其固执己见的阴谋，以审判独立为大旗，谁敢捋其虎须？
但民事检察监督衰落之后，司法审判又是否必然权威呢？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罗伯斯庇尔则更直白：“明智的立法者知道，再没有比法官更需要立法者进行仔细的监督了，因为权势的自豪感是最容易触发人的弱点的东西。”权力制衡，以权力制约权力是法治的基础之一，放弃对审判权的有效监督，何来保障司法公正呢？审判权威不可能仅建立在法官个人的纯良品性上，它更需要以制度保障为基础的社会综合团体调机制。在我国，对民事审判的权力监督主要表现为法院系统内部监督、检察机关监督、各级党委监督、人大监督等形式。法院系统内部监督是公正司法的重要保障，但我国现有法院系统设置明显存在着“自己监督自己”的逻辑悖论；权力机关、党委机关对司法审判进行监督是人民主权的重要表现，但法律职业化决定了其监督更多的只是原则性的监督。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专门化，使得现代的人们在很多时候面对自己职业外的世界感到茫然和无知，日臻感到被专业化、专门化的职业限定与隔离于自己的现实世界中而缺少沟通与了解，因此，司法的正义性与其寄望于非专业的社会角色，不如充分发挥现有机构的职能作用，健全有关监督制度，以同质的法律职业群体保证法律的正确施行。
若干制度完善设想
如前所述，检察机关在民事审判监督中当具有自身的特殊优势，至少它以一个与法院同质的职业机关身份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民事检察监督缺乏完善的工作机制，兼以司法理念匮乏，是非曲直争论难休，司法实践也形形色色。据此，完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其应关注以下问题：
（一）司法角色定位。
民事检察监督在宪制层面上的角色定位是检察监督与司法审判制衡的关键。在民事检察监督中，检察机关以抗诉、检察建议、支持起诉、提起民事公诉等方式行使检察权，其当处于什么地位呢？就此，国外学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1）当事人说。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是当事人；（2）国家代表说。检察机关在诉讼中任何时候都不会是当事人，他永远居于实行监督的国家代表地位；（3）折衷说。检察机关是诉讼意义上的当事人，他同时也是以法制维护者的身份参加诉讼，发挥法律监督作用。国内有学者认为，在提起民事诉讼时，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应是原告的诉讼代理人。
其实，“对任何事物的研究，只有既顾及其质又顾及其量，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张卫平）。民事检察监督通过对当事人私权纠纷再判断的方式介入诉讼，其目的在于法院裁判可责性确认。尽管监督的过程往往表现为当事人申诉、检察机关借阅案卷审查、提起抗诉、抗诉出庭、当事人权益纠纷再判断等以“私权”为中心的一系列活动，但检察监督并不在意于当事人的私权纠纷，他主要通过个案监督方式为社会权益公平分配提供更多保证。尽管监督完全可能导致个案诉讼成本的提高，可能影响裁判权威，但个别正义的成本提升将使一般正义的低耗费实现更为可能。通过检察监督的潜在性制约，使法官（法院）感到检察监督无时不在，通过心理作用机制实现对法官恣意的控制。同时，尽管法院在再审案件时，必然会顾及检察机关的“意见”，从而可能影响法院对案件独立、中立地作出判断，但这种对抗性的“意见”并不能决定性影响其裁判，因为，“一个拥有独立自主审判权的法官在审判过程中是从容不迫和泰然自若的，他一般能够保持一种勇于容纳各种不同甚至对立主张、观点和证据的态度”，这种态度有助于他在制作“裁判问题上保持慎重，因而在审判过程中能够自觉地摒弃预断，克制偏见，不以个人好恶来影响裁判结果和程序进程，并且兼听各方的不同意见”（陈瑞华）。更重要的是，检察机关并没有强制性地把自己的“意见”加诸法庭，他同样在寻求一种可以“说服”自己的权威性判断。这种“不破不立”的矛盾运动对法院其他案件的公正裁判将起到一定促进作用。这样说来，民事检察监督机关从质的规定性上来说，它履行国家代表监督权能，因其监督方式的特殊性，它具备诉讼意义当事人的一定特征。
（二）参与诉讼程序思考。
作为国家代表，检察机关参与民事审判监督必须以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法治秩序为出发点。审判机关在诉讼中必须恪守中立地位，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及法治秩序的维护在诉讼中更多地应由其他机关、组织、个人提出主张。出于监督对象的特殊性，检察机关把法院作出的存在重大错判可能的案件交回法院再审，以与审判同质的职业视角去检讨裁判，通过对民事权益再判断请求参与审判监督，其必须说明监督的合法性，并提出相关证据予以主张，当是监督的应有之义，即“以理服人”、“言之有据”。
根据高检《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人民检察院可以调查取证的仅限于以下情形：（一）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由于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主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供了证据线索，人民法院应予调查未进行调查取证的；（二）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矛盾，人民法院应予调查取证未进行的；（三）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时可能职务违法的；（四）人民法院据以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可能是伪证的。因此，检察机关提出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并不能视为代表国家公权力支持一方当事人，反对另一方当事人，打破了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平衡，违反了民事诉讼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的基本原则，因为检察机关所做的，完全是在原审中依法应该查清的。法官是中立的裁判者，并不是机械的“自动售货机”，在庭审中当具有一定的主动权，法官疏于职责致裁判出现争议，当然不能因为审判权的特殊性而保持个案裁判的不容质疑。事实上，检察监督的价值正在于同质的“法律守卫”。法律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法院是法律帝国的理想，法官是帝国的王侯”（德沃金），检察官当是法律帝国的“法律守卫”。
既然检察机关调查证据有其法理依据并源于法官的疏于职责，根据民事诉讼有关基本原则，调查的证据也应平等地进入庭审。区别于诉讼当事人，检察机关应仅就其调查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进行说明，并回答当事人及法官的相关提问，而不应参与证据质证及辩论，证据的效力由当事人进行质证并由法院最终确认，即其证据出示类似于“鉴定人”出庭作证，以尽可能减少对私权的不当影响。与此相关的是检察机关在庭审中的位置安排问题。检察机关出庭抗诉并有权出示证据，接受相关询问，显然不能超然于法庭之外，同时，基于民事诉讼的对抗制特点及抗诉的针对性，不妨在原被告席与旁听席之间倾斜审判席设定一位置，表示其独立于原被告而与审判机关既同质又针锋相对的特点。至于出庭称谓，鉴于法庭审判长、审判员、陪审员及书记员的特定结构，考虑法院及检察机关不同领导体制表现出的职权行使方式，出庭抗诉不妨统称为“抗诉机关”。类似地，支持起诉当享有示证权利，并统称为“支持起诉机关”。
此外，抗诉案件再审，上级法院不能一律指令原审法院再审，而应以“同级抗、同级审”为主构建再审管辖制度。类二状态的出现即为指令原审法院再审弊端的明证。众所周知，原审法院的司法水平一般低于其上级法院，抗诉案件由原审法院同级检察院上级机关提出，体现了对审判权的尊重及抗诉的严肃性，指令原审法院再审不仅与此不相称，更重要的是，从“自己监督自己”的逻辑悖论出发，原审法院再审显然将面临着更多非理性因素阻挠，这正背离了“回避”制度的精神。因此，尽管由于审判人力、物力的限制，指令原审法院再审确有必要，但也应当区分原审情况而不能一味指令再审。
（三）监督方式有效性思考。
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检察机关主要采取抗诉的方式对法院审判进行监督。根据高检司法解释，各地检察机关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尝试了以检察建议的方式进行诉讼监督。由于提出检察建议与提出抗诉条件的一致性，检察建议明显突出了监督效益，降低了司法成本，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监督方式。但检察建议缺乏立法支持，也没有得到法院的一致认可，司法实践中的检察建议监督情况千差万别，一度形成了“依法检两家主要领导关系好坏而决定采纳检察建议与否”的不良情况。实践中，检察建议主要实行“同级审、同级建议”的原则，出于对生效裁判严肃性、稳定性的维护，检察建议监督方式需进行有效的改造。检察机关提出检察建议应提经检委会同意并报上级检察机关批准，以此保证与抗诉实质性一致，保证检察监督不受地方保护的影响。法院接到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当移交审判监督庭审查并由其决定是否启动再审程序。其间，基于法院院长及审委会的权威地位，不宜由法院院长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开始再审程序，以尽可能减小对再审审理的负面影响，避免“先入为主”的认识误差。同时，检察机关既然提出的是“建议”，也不能强求法院必需启动再审，因检察建议已获上级院批准，其仅需保留抗诉的主动权足矣。
上述程序性手段并足以保证监督的有效开展。根据分权制衡理论，权力的制衡必需以权力的平衡为保障。法院以“司法最终解决”为归宿，其对事实的最终判断权绝对不容动摇，但法官的人性特点决定了其“性恶”的可能，必须以“平衡”的监督权予其以警示。有效的监督必须以恰当的监督权限为基础。就检察监督而言，尽管在宪法体制上检察权同时具有公诉权和法律监督权的双重属性，检察机关的地位似乎也因此高于法院，但正由于缺乏有力的监督方式，法律监督权更多地仅具有形式意义。借鉴国外法律监督制度设置及我国古代封建监察制度，立法应赋予检察机关向同级人大对于违法违纪情节严重法官的弹劾权。同时，出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地位的特殊性，人大相应当建立“法官、检察官弹劾制”，对违法违纪情节严重的法官、检察官予以罢免。“自己监督自己”固然重要，但良性的职业道德未必能够匹敌于健全的监督机制。
（四）民事公诉制度设想。
尽管检察机关作为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性质不尽相同，但检察机关作为公益代表提起民事诉讼制度为当代许多国家认同。基于“私权自治”的基本原则，各国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大多受到严格的限制。在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规定这一制度，但近年来，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民事纠纷表现出许多新特点，国有资产流失、假货横流、生态污染等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事件不断发生，再兼以部分权力部门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法律现行规定已明显滞后。因此，借鉴国外立法，结合社会实际，构建民事公诉制度值得探索。
民事公诉主要难题在于对“私权自治”下“私权”与“公益”的斟别及对行政机关执法权的处理。由于公益诉讼标的的实体权利大多为行政机关及私人在不同层面上所享有，出于对行政权的尊重，检察机关一经发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遭受特定侵害，应首先向主管机关提出检察建议或支持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非主管行政机关在特定时效届满前不作出处理或当事人不愿、不敢或不能提起诉讼，恢复公益原状，检察机关不宜代为提起民事诉讼。检察机关因其公益代表人身份，其诉讼地位应相当于原告，其称谓无妨定位为“公诉机关”。其在诉讼中的实体处分权以不低于受侵害状态为限。同时，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被判败诉的，有关当事人应有权要求国家赔偿，以保证检察机关谨慎、合理地行使公诉权。此外，鉴于民事诉讼的平等性，对方当事人应有权提起反诉，反诉被判赔偿的，检察机关当有权请求法院判令实体权利人承担民事责任。
民事检察监督制度是一个另类的问题，从以法院为主的取消监督论到以检察机关为主的加强监督论以及法学专家们的莫衷一是，我们应该获得的绝不应只是权力博奕的信息，而这大概也正表明了权力制衡的价值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