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


文化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通知

文社文发〔2011〕1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广播电视局，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自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领导下，在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进展顺利，古籍普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申报评审、古籍修复、人才培养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古籍保护工作机制初步形成。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为使古籍保护工作在“十二五”期间更加深入、扎实地开展，现就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通知如下：
　　一、推进古籍普查，建立适时申报、分批评审《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工作机制
　　（一）推进古籍普查工作。古籍普查工作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主要内容，各级文化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古籍普查工作，加强对古籍普查工作的组织领导、资金投入和队伍建设，全面推进古籍普查工作的开展。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应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为相关单位提供人员培训、普查登记咨询等支持，做好普查数据的审核，加快研制少数民族语言古籍普查软件平台、珍贵古籍保护修复监测系统，完善“全国古籍普查平台”系统。各地要进一步加快古籍普查进度，及时申报普查数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各省级古籍保护中心要以普查数据为基础，分工协作，开展“中华古籍数字资源库”建设。
　　（二）建立适时申报、分批评审《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及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工作机制。今后，《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及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评审将成为常态工作，全年开展，文化部不再就评审工作印发通知，各地可由省级古籍保护中心随时申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将根据申报情况适时组织专家评审。各省级文化行政部门和省级古籍保护中心要精心安排，认真做好申报的组织工作。
　　（三）加快《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编纂。成立《中华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负责指导、协调各分卷的编辑工作。已经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签署任务书的省（区、市）和收藏单位，要制定具体工作计划，积极推进《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的编纂。尚未签署任务书的省份，要创造条件，尽早启动该项工作。文化部将根据各分卷的工作进展情况，在经费上给予支持。各省在编纂《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时，可以根据古籍普查进度，分卷编辑出版，尽早形成阶段性成果。
　　二、加强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保护工作，开展特色古籍的专项保护
　　（四）加强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保护工作。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古籍收藏分散、保护条件相对薄弱，人才资金缺乏的状况，有针对性地制定专项保护方案，从政策、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给予倾斜和支持。要继续按照《关于支持西藏古籍保护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加快西藏古籍普查等各项工作的进度。新疆古籍保护专项工作将全面启动，要重点做好新疆公藏单位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保护，开展部分重要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积极征集散落民间的文献典籍。积极开展满文文献的普查、保护工作。对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保护，要结合实际，适时设立保护工作专项，及时开展有关工作，促进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全面保护。
　　（五）开展特色古籍的保护。要设立专题保护项目，积极开展中华医药典籍、清代昇平署戏曲文献等特色古籍及民国文献的保护工作，编纂《中华医藏》、《民国文献总目》。
　　三、多途径开展古籍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工作队伍的整体素质
　　（六）进一步发挥古籍保护专家的作用。建立国家古籍保护专家制度，充分发挥古籍编目、版本鉴定、修复等领域的高端人才在古籍保护工作中的学术带头和技艺传承作用，使古籍保护工作后继有人，实现可持续发展。
　　（七）建立古籍保护工作专业人员的资格认证制度。组织开展文献修复师资格认证工作，实行持证上岗，提高古籍修复工作的专业化水平。
　　（八）加强工作队伍的业务培训。加强与教育、科研部门的合作，在有条件的高校及科研机构挂牌成立“中华古籍保护教学培训基地”，在有条件的古籍收藏单位挂牌成立“中华古籍保护实践基地”，联合开展人才培养。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要研究制定计划，继续办好各类古籍专业人员在职培训，进一步提高培训工作质量。各地要针对本地区实际工作需求，积极开展古籍保护工作队伍的培训，要特别注重提高专业人员的实际操作技能。

　　四、加强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和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的管理，做好珍贵古籍的保护与修复工作
　　（九）加强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管理。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要切实采取措施，加强对古籍的保护，确保古籍安全。文化部将研究制定《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管理办法》，对已公布的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将不定期地开展督导检查，对管理不善、存在安全隐患的单位将提出批评，限期整改，对整改不力的，将给予摘牌处理。
　　（十）充分发挥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的作用。文化部将研究制定《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管理办法》，促进古籍修复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古籍的修复工作，原则上只能由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组织开展。鼓励各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根据地域特色和修复传统，逐步形成特色专长，充分发挥其行业引领和示范作用。
　　五、加大法规建设与科研力度，促进古籍保护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
　　（十一）推进古籍保护工作的有关标准规范的建设。文化部将研究制定《古籍保护条例》。加强对古籍保护各项标准、规范的研制，促进古籍保护各项工作的规范化。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要组织开展对古籍版本鉴定、编目、保护修复技术的研究，为相关标准的制定提供参考。
　　（十二）加强古籍保护关键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充分发挥国家级古籍保护实验室的作用，确定重点课题，开展实验研究，为古籍修复、古籍鉴定提供科学依据。积极开展民国文献脱酸加固技术成果的推广利用，为民国文献的保护提供技术支持。
　　六、加快海外古籍调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十三）加强海外古籍普查。要继续积极开展国际合作，调查中华古籍在世界各地的存藏状况，促进海外中华古籍以数字化形式回归。加强对现存我国的外文古籍的普查和保护，可聘请国外专家参与外文古籍的鉴定、保护和研究。
　　（十四）加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世界记忆”申报等工作的结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要加强与“世界记忆”管理机构的联系，积极开展申报工作。
　　（十五）扩大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通过出国考察、举办国际学术会议、派出及引进访问学者、交换图书馆员等多种形式，学习借鉴世界各国开展古籍保护工作的先进经验，着力提高古籍修复和保护技术的水平。同时，可派出专业人员参与海外中华古籍的鉴定、修复，传授中国古籍保护技术的最新发展成果，宣传古籍保护工作取得的各项成就。

　　七、推进古籍的开发利用，提高全社会的古籍保护意识
　　（十六）加强古籍出版、缩微复制等再生性保护。继续推进《中华再造善本续编》、《中华医藏》等工作的开展，在做好原生性保护的同时，加大古籍再生性保护的力度。加强民国文献保护的研究、抢救和整理出版。
　　（十七）加快古籍的数字化建设。在普查的基础上，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要协调各省级古籍保护中心及有关收藏单位，加快古籍数字化步伐，开展古籍基本丛书（电子版）的编纂工作，努力建成“中华古籍数字资源库”，通过互联网或局域网为公众提供服务，使古籍保护工作的成果为全社会共享。
　　（十八）开展古籍保护的宣传工作。积极开展媒体宣传，举办有影响的展览、讲座等活动，宣传中华古籍的宝贵价值，普及古籍保护知识，促进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古籍保护工作。
　　特此通知。

　　　　　　　　　　　　　　　　　　　　　　　　　　　　　　　　　　　 二○一一年三月八日




　　对此问题，学界众说纷纭。纵观学者提出的理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权利能力消灭说。这一学说又可以分为完全终止说、绝对终止和相对终止说。二是权利能力存在说，该说认为宣告死亡的法律“效力限于以其原住所地为中心的区域。若受宣告人并未死亡，而在其他地区生存，那么，其在该他地区不但仍然具有权利能力，而且其民事活动也不受影响。”
　　完全终止说即通说认为，自然人宣告死亡应发生与自然死亡相同的法律效力， 被宣告死亡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终止。我国台湾学者也一般认为，宣告死亡虽然非自然死亡，但应视同自然死亡，即具有使自然人消灭权利能力的效果。这一观点为本书所赞成。 但是，宣告死亡只是对失踪人是否死亡所作的一种推定，实际上失踪人有可能并未死亡.有学者认为，“被宣告死亡的失踪人多数情况下确已死亡，被宣告死亡而实际并未死亡者极少。” 当然，笔者也认为在现有科学技术条件下被宣告死亡人实际上已经死亡是一种常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强调宣告死亡的完全不同于自然死亡（不能导致失踪人权利能力的消灭），实质上是站在失踪人利益保护的角度，将被宣告死亡的人的‘重新出现’作为一种 ‘常态’即可能性极大的事实来予以对待。” 笔者认为一项民事法律制度的设计应该尽可能兼顾利害关系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宣告死亡的目的只是重点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也就是并不否认应兼顾失踪人的利益。如果认为被宣告死亡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终止，那么就会导致与失踪人在其实际生存的地方所从事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的相对人,很可能以失踪人已是被宣告死亡人为由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从而损害失踪人的利益。有人也许会认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失踪人自己及相对人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宣告死亡以溯及地恢复其民事权利能力。但是我们知道，某些失踪人由于出于种种原因如婚姻失败、家庭不幸等不愿向法院申请撤销宣告死亡，此即导致了失踪人生存地与失踪人有关的民事法律关系的不稳定，即有可能损害失踪人的利益，也有可能损害相对人的利益。因此，只要存在损害法律关系中某一方当事人利益的法律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就值得怀疑，就有修正的必要。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被宣告死亡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的终止可以分为绝对终止和相对终止。绝对终止是指在宣告某公民死亡时，该公民就已经死亡，即自然死亡在前，宣告死亡在后，在这种情况下，被宣告死亡的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绝对终止。相对终止是指被宣告死亡公民原住所地（宣告死亡地）为中心的区域的权利能力终止，而在他生存的区域（生存地）仍然有权利能力。 这种观点的提出试图在理论上对宣告死亡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全面的解释，这一点是值得学习和提倡的。如果理论上能够把某一问题在实际情况中的现象一一解释清楚，这应该是理论研究的所要达到的周圆性，也是众多学者梦寐以求的。但是实际情况纷繁芜杂，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问题和新情况层出不穷，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因此想达到理论的周圆性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如果说绝对终止的观点还具有合理性的话，那么相对终止的观点则缺乏充分的说服力。“所谓‘失踪人原住所或居所为中心’之表达，根本不具有确切的含义。何谓‘中心’？倘失踪人于失踪前在距其原住所万里之遥的地方实施了法律行为，是否仍为‘中心’之所及？很显然，宣告死亡的效力及于其失踪前所涉之一切法律关系，其并无范围之任何限制。而所谓‘原住所为中心’之外的‘范围’，在被宣告死亡的人生还事实出现之前，纯属虚构”。 因此，这种观点也未必能充分地解释实践的各种情况。
　　权利能力存在说认为宣告死亡仅发生与自然死亡相似而不相同的法律效果。 有学者对此提出在宣告死亡而且实际上已经自然死亡的情况下，在理论上会出现一个悖论，即实际死亡的人如何还能拥有民事权利能力呢？此种认识颇有理论至上的色彩。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也为实践中服务。制度的设计是为了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反之，如果实践中不可能出现问题的，则设计解决该问题的制度则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只是在理论上为完善理论具有一定意义，但其只是空想而已。赋予自然人以民事权利能力、行为能力、责任能力目的在于保护、限制自然人及其利害关系人通过其民事活动所获得的利益。在失踪人被宣告死亡且实际已经死亡的情况下，虽会出现理论的悖论，但在实际中却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因为一个实际已经死亡的自然人是不可能通过自己的行为去获得利益、侵害他人利益以及被其他人侵害自己的利益。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既可以兼顾保护在失踪人被宣告死亡但实际并未死亡情况下失踪人自己和其生存地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同时也不会违背宣告死亡制度的根本目的；而且也可以充分解释为何《民法通则》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有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被宣告死亡期间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以及最高法院在《民通意见》第36条第二款规定：“被宣告死亡和自然死亡的时间不一致的，被宣告死亡所引起的法律后果仍然有效，但自然死亡前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与被宣告死亡引起的法律后果相抵触的，则以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为准”。

　　北安市人民法院—刘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