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几个误区/闵涛

走出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几个误区

闵涛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日渐突出，不仅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也给未成年人自身和家庭带来灾难和不幸，这已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1999年6月28日，全国人大通过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当》，并于1999年11月1日开始施行，说明未成年人犯罪已引起政府的大力关注。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在探讨和研究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时，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几个误区。发现并走出这些误区，在做好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关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生存因素

　　当前在关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研究上，忽视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生存因素。生存权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人权，生存需要是人的第一需要。随着我国改革开庭的不断深入，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我们国家还存在着数量庞大的贫困人口，还有许多的人没有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尤其是的低收入和无收入的贫困人口，在各类犯罪中占有极大的比重。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前，人们的生活水平差别不大，都处于很低的层次，因而，曾经有较大时间的抵犯罪率，但处于目前社会转型时期，随着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生存需要因素上的犯罪出现大幅度增长是很正常的情况，未成年人犯罪也不例外，这从司法实际中的案件上也得到了印证。
　　我们认为，不应该忽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上的生存因素，古语说的好“民以食为天”，犯罪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但都不能与生存因素相比。忽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上的生存因素，是很危险的，必然会导致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对策上的偏差。所以，对于那些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未成年人来说，解决他们的温饱和教育问题才是第一位的，也是避免他们走向犯罪道路的根本途径。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是不懂法

　　很多人在谈到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时，包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总是说，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是不懂法，他们缺少法律知识，是法盲，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反法律的，因而，做出了犯罪行为，如果我们加强法制教育，普及法律知识，他们懂法就会知法、守法，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在现实中，确实有很多的未成年人在实施犯罪时，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反法律的，但这并不是导致他们犯罪的根本原因。我们大家都知道，法律是维系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违反道德的行为不一定是违反法律的行为，但是违反法律的行为却一定是违反道德的行为。事实上，抛开极特殊的情况，几乎所有的未成年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都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对的，是不应该的，是违背道德的，但却依然故意去实行。所以，我们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不懂法，而是道德上的原因。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原因归结为不懂法，从未成年人本身来说，是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犯罪的根源的表现，是一种不负责任、推托责任的托词。而对于研究这一问题的人来说，是走进了一个很大的误区，没有发现未成年人犯罪的根本原因，因而，由此出发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对策，也就十分令人怀疑。
　　我们认为，普及法律知识，加强法制教育，当然是必要的，但是这不能成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方法和对策。事实上，我国法律中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条款，即可能成为诱发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消极因素。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根本对策在于加强对未成年人思想品德教育。

三、我国教育体系目标的设定上的误区

　　有一项调查应该引起我们的深入思考，在问到中小学生将来的理想是什么的时候，我国的中小学生的答案是，将来要做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作家、诗人，而外国的中小学生的答案更我的是，推销员、司机、工人等普通人。可能有的人会感到高兴了，我们国家的中小学生真有场所，有理想、有抱负，外国的中小学生太没有出息了，可是，先别高兴的太早了，看一下实际情况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我们的中小学生有多少成了科学家、作家呢？成为普通人的应该是绝大多数。因而，有人指出，我们国家的教育是一种“失败教育”，除了极少数人，大家都是“失败者”。实际上，这是我们教育目标定位的一个误区，这使我们的学生因目标过高而对前途失去信心，而对学习失去兴趣，把学习当成了苦差事，对教育产生了抵触。这不是增加大学的招生数量能够解决的问题。
　　我们认为，普通教育应该面对的是绝大多数，其目标设定应该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普通的、合格公民，这应该成为我们教育目标的符合实际的定位，而高等教育的目标才是培养所谓的“精英”，只有这样，普通教育才会为未成年人所接受和认可，从而减少普通人的失败感，减少对教育的抵触情绪，增加成功感，才会培养出合格的普通公民，才会超越有效地降低未成年人的犯罪率，实现教育的本来的目的。

四、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轻刑化”问题

　　一提到“轻刑化”就会想到对未成年人犯罪判处缓刑的问题，实际上对未成年人犯罪决不能一缓了之，犯罪作为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必须受到刑罚的严厉处罚，未成年人也不能例外，但由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在处理上从轻、减轻是非常必要的。但由于我国现有的司法资源有限，应付正常的司法任务，已经是超负荷工作。从社会分工来说，犯罪现象就像疾病，医院的责任是治病而不预防，司法机关的主要职能是处理犯罪，而不是预防犯罪。我们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应该加大“非刑罚处理”的力度，我国刑法中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定过于原则，不便于操作，应当从立法上予以完善，设立一些简便的“非刑罚处理”方式，例如，“坠条件的不起诉”方式等等，使犯罪的未成年人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五、关于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问题

　　未成年人犯罪经过刑事处理后，又重新犯罪的问题，在初中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实际上，这类情况在未成年人犯罪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果能较好地解决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问题，就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率。客观地说，未成年人犯罪后，各个方面环境条件使他们很难重新融入社会，而这往往会使他们产生严重的逆反心理，自暴自弃，自甘堕落，而重新走向犯罪的道路。我们认为，对被判处刑罚的未成年罪犯应该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以教育为月，惩罚为辅”的原则，预防其再一次走上犯罪道路，而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各界为他们重新融入社会创造一个好的外部环境，尤其是对那些缺乏基本生活条件的未成年人来说，更是如此，社会应该为他们创造生存、就业和受教育的条件，避免因生活无着落而重新走向犯罪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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