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印度共和国外交部合作议定书
中国 印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印度共和国外交部合作议定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印度共和国外交部（以下简称“双方”），
忆及双方承诺遵守2003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中制定的发展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
进一步忆及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期间，两国将不断发展的双边关系定位为“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渴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互照顾彼此关切和愿望以及平等的基础上，发展长期睦邻友好和互惠的关系，
满意地注意到，两国关系逐渐具有全球性和战略性的特征，
坚信促进双方在不同层面就双边关系和共同感兴趣的地区及国际问题进行对话与交流，有助于进一步加强两国相互理解和信任，
认识到有必要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双方的对话与磋商机制，并使其制度化，
坚信不断发展的双边关系需得到进一步充实，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双方将建立两国外交部长级定期会晤制度，并设立两国外长热线，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该热线将在本议定书生效后6个月内开通。
第二条
一、各对话机制的级别和内容如下：
（一）副部/外秘级战略对话，旨在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及对双边关系具有长期重要意义的问题交换意见，提升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二）司局/联秘级外交官员磋商，旨在就双边关系及共同感兴趣的地区、多边和全球问题交换意见；
（三）司局/联秘级反恐对话，由双方外交部牵头，参加成员包括来自双方参与反恐的公安/内政部、武装警察部队及其他执法机关的代表；
（四）司局/联秘级安全对话，将涵盖有关地区和国际安全问题，包括裁军和防扩散问题。
（五）司局/联秘级外交政策磋商，旨在加深双方对国际及地区形势看法的相互理解，并就由此产生的政策选择交换意见。
二、正常情况下，这些对话每年举行一次，轮流由两国主办。双方可在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增加对话次数，以就紧急事件交换看法。
三、举行这些对话涉及的时间、议程、地点及其他事项将通过外交渠道决定。
第三条
一、双方将进一步发挥副部/外秘级边界问题联合工作组机制的作用。联合工作组将定期会晤，以执行两国政府赋予的任务。
二、中印外交和军事专家小组将按联合工作组的指导召开会议。
第四条
为保证如期举行上述第二、三条所列的双边对话，应有如下后勤及经费安排：
（一）接待方将出资对举行对话的地点作必要安排，并对到访代表团提供适当的礼仪款待；
（二）接待方将向到访代表团提供恰当的邀请函，并为对方提供免费签证的便利；
（三）双方派出代表团参加对话，费用自理。但如对方提出要求，主办方应协助对方有关外交使团，为参加对话的代表团安排当地交通及住宿。
第五条
一、双方鼓励各自外交机构的代表通力合作，包括其外交使团与领事机构在第三国的合作，以促进双方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合作与磋商。
二、为促进双方外交官员间的相互了解，双方应按照对等和平衡的原则，在适当层面开展外交官代表团交流活动。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和印度外交部东亚司负责组织此类交流。国际旅费由代表团自行承担，访问期间费用由接待方承担。
第六条
双方将继续合作，举行磋商，以在国际和地区组织及论坛的框架内，就双方共同感兴趣的国际及地区问题协调立场。双方将在地区和国际组织及论坛职位的选举方面积极考虑对方的要求。
第七条
双方将为定期召开的名人论坛会议提供服务。该会议将根据双方主席达成的工作计划，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参会费用自理，但接待方可基于对等和平衡的原则，招待到访代表团进行一次首都以外的参观活动。
第八条
双方鼓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和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切实执行2005年4月11日在新德里签订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与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交流合作谅解备忘录》。
第九条
本议定书可在双方一致同意的基础上通过换文进行修改。
第十条
本议定书自签字之日起30日后生效，有效期5年。双方于1997年8月5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印度共和国外交部关于合作的议定书》自本议定书生效之日起终止。
在本议定书有效期满6个月前，如果任何一方未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要求终止本议定书，则本议定书的有效期将自动延长5年，并依此法顺延。
除非双方另行决定，否则协议期满不得影响正在实施的项目。
本议定书于二00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新德里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印地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如对文本的解释发生分歧，以英文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印度共和国
外交部代表 外交部代表
“权力租金”不可能因“代建制”而避免
作者：谷辽海
发表时间：2006年3月28日
来源于：中国国际招标网
（注：本文原载于群众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的《法治下的政府采购》，作者本次发表时经过了删节）
我国《政府采购法》实施以来，国内公共采购领域里又冒出来一个新名词“代建制”。所谓“代建制”，即采购人利用国家非经营性政府投资，委托以营利为目的的招标公司，选择专业化的项目建设单位负责落实国家投资的建设项目实施，管理项目投资、质量和工期，竣工验收后移交给使用单位。近两年，北京、重庆、深圳等许多城市都在普遍推广这种制度。我们看到不少御用专家在众多的行业媒体上频频谈论“代建制”的意义及其重要性，却从未发现有人站出来说，这种制度必须纳入到我国政府采购法制轨道。有关专家称，通过“代建制”可以避免“权力租金”，可以建立投融资体制的约束机制，避免我国过去投资体制概算超估算、预算超概算、决算超预算的“三超”现象，避免政府部门独掌勘探、设计和施工的招投标以及物料采购大权，为权力寻租留下了空间。笔者认为，“代建制”缺乏有效的法律依据，其实质就是在规避我国《政府采购法》的调整，压抑政府采购制度的普遍推行。而且这种制度并不能避免、克服“权力租金”现象的发生，也不可能消除腐败现象。
首先，我们从“代建制”的构成要素来分析。不论从是采购主体、资金来源、还是采购对象来看，“代建制”项目都属于我国《政府采购法》所规范的内容，属于现行的政府采购法效力范围。因为“代建制”采购项目的资金来源于非经营性政府投资，大部分出自于国家财政。所谓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一般是指政府投资占项目总投资60%以上的公益性建设项目，主要包括：(1)党政工团、人大政协、公检法司、人民团体机关的办公业务用房及培训教育中心等。(2)科教文卫体、民政及社会福利等社会事业项目。(3)看守所、劳教所、监狱、消防设施、审判用房、技术侦察用房等政法设施。(4)环境保护、市政道路、水利设施、风沙治理等公用事业项目。(5)其他公用事业项目。
笔者认为，根据现行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判断采购项目是否属于政府采购法所规范内容，主要有这样几个要素，其一是采购资金来源，必须是国家财政性资金，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限额标准；其二是采购人，必须是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其三是集中采购目录中的采购对象，包括货物、工程和服务这三大类。凡是符合前述三方面的要素，又不存在法律除外规定的情况下，都不得规避政府采购法的调整。我们从“代建制”项目的实施主体、采购资金、采购方式、采购对象等内容，结合现行法律对于政府采购的构成要件来看，两者之间均能够相互对应。
自2003年1月1日开始，我国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利用国家财政资金，对采购资金限额标准以上纳入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货物、工程和服务，都必须进入政府集中采购，也就是由各级政府专门建立的政府采购中心通过公开招标或者其它采购方式进行集中统一采购，这些集中采购执行机构均为事业性单位，与民营的招标公司所不同的是，他们不是以获取高额利润为目的。在实施政府采购制度之前，我国的公共采购模式一直是分散采购，也就是由需要获取货物、工程和服务以及公用事业的单位自行采购，采购人又称为业主，凡是涉及到公共利益、公用事业、公共安全的公共采购项目，尤其是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所需要的货物、工程和服务，不论采购资金是否来源于国家财政，都必须通过各级计划部门立项、审批，然后由相关行业的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负责落实，具体实施。为了与国际上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接轨，我国《政府采购法》建立了集中统一的采购制度。
其次，“代建制”不能避免“权力租金”。从各地普遍推行“代建制”来看，现阶段很少将“代建制”项目纳入到各地的政府采购中心通过公开透明、充分竞争、集中采购的方式进行。因此，“代建制”不能避免“权力租金”。理由是：其一，采购人可以从以营利为目的的招标公司手中获得“权力租金”。作为设租人的权力主体所掌握控制的资源非常有限，同样道理，作为寻租人的招标公司想获得国家巨额投资的采购代理任务非常难得，机会概率很少，尤其是在中介机构招标公司竞争如林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寻租才能够获得巨额的代理费用。在有限资源、有限竞争的情况，“权力租金”必然能够得到高额利润。其二，直接从供应商手中获得“权利租金”。从近两年的情况来看，“代建制”项目往往为个别供应商从权力主体手中获得，不通过权威媒体公开披露采购信息，采购人直接将手中的项目委托给信得过的供应商。面对有限的资源，在供应商竞争如林的世界，只有与设租人进行“权力租金”的交易，才能够获得垄断利润。其三，通过“桥梁”获得巨额“权力租金”。招标公司往往是设租人与寻租人的“桥梁”，只要招标公司有机会介入“代建制”项目的代理，就能够轻而易举地为寻租人供应商与设租人权力主体牵上线，搭上桥，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获取不等额的“权力租金”。其四，通过中标供应商与落标供应商之间的标价差获得“权力租金”。依照我国现行的招标投标法，不论是公开招标还是邀请招标，结果均在招标公司的控制之下。虽然采购人或招标公司不直接确定由谁来中标，但可以通过法律制度的缺陷，通过评标委员会推荐中标供应商，而评标委员会和专家是由招标公司临时组建和聘请的，项目评审完毕就解散，根据招标投标法，评标方法可以综合因素来评，通常是投标报价最高的供应商能够中标。然后，招标公司将报价最高的减掉报价最低的，差价额就是“权力租金”。其五，将“权力租金”投资入股，每年分取红利。不同的“代建制”项目经营时间长短不一，利润高低不一，权力主体通常会根据寻租人的不同情况来决定自己“权力租金”所应占有的股份。当然，设租人不可能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分文投入“代建制”项目。
以上，只是笔者在实践中耳濡目染的几种情况。具体“代建制”项目中的“权力租金”交易方式和获取方式更多，不论是招标还是直接委托，都有“权力租金”的生存空间。而且，我国现行的招标投标法还为设租与寻租人提供了法定的机会。在没有任何有效监督机制的情况下，所推行的“代建制”这种制度不可能避免“权力租金”。虽然我国的政府采购法天生不足，存在着许多的问题，但在法有明文规定的情况，笔者认为，规避这部法律的调整，本身也说明了希望为“权力租金”提供活动的天地。在法律监督机制存在着缺位的情况下，在分散采购、权力不受拘束的情况下，在信息不对称、不透明的情形下，在公共采购信息仅仅掌控在某个权力主体手中的时候，“权力租金”及其所存在的腐败都是不可避免的。故“代建制”项目必须进入我国《政府采购法》轨道。
（注：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办公室尚有《法治下的政府采购》余书,联系方式为: http://www.liaohai.com.cn,北京市海淀区七省大院综合楼6层?邮编：100088, 电话总机：(010) 82002863 或者82002509转1025崔小姐）